爱华网鲁迅为什么讨厌林徽因 为什么很多人恶心林徽因？
As A Pioneer of China's Architectural Academia
赵辰（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
摘要： 长期以来，林徽因先生对中国建筑学术的特殊贡献因与梁思成相提并论而未能受到中国建筑界的足够认可。在文学界十分重视林徽因；文娱界将她炒得炙手可热的今天，有必要将她在建筑本行里从新确立她应有的地位。本文正是为此，而对林徽因作为中国建筑学术的先行者意义所作的重新评价。
关键词： 林徽因、中国建筑学术、中国近代建筑、梁思成、中国营造学社
二○○四年六月十日，是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各类纪念性的活动和文字再次大量涌现在各种媒体，林徽因实在是太让人牵挂了，可以出于各种理由。
试图为林徽因写一些文字的愿望，原本是在两年之前的二○○二年四月，林徽因的终身挚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 1910-2002,费正清之妻）与世长辞。她是与林徽因有特殊知遇的一个人物，她们两人之间的沟通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我曾期望能与费慰梅面谈而得到一些活生生的“口述史”，……然而，在她的那本《梁与林，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的书中将林徽因说成是：“徽是他（梁）建筑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受人纪念的原因则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诗篇”1。这让我十分不平，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费慰梅说的几乎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徽因的墓碑上刻的是“建筑师林徽因”而不是诗人林徽因，尽管这幕碑上的刻文在文革中被破坏，至今未恢复……
林徽因，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光彩照人的奇才美女，已是今天的人们所熟知的了，作为梁思成的夫人，徐志摩的梦中情人和金岳霖心目中的“女神”，她的故事更是被演义成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在“太平盛世”而脂粉气十足的当今文娱界，林徽因完全被人们歪曲成“粉红色”了。而在林徽因本行的建筑界，由于其丈夫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而使得林徽因总是被作为梁思成的合作者来提及的。多年来，一直有知情者呼吁要重新发现与评价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但是，至今为止，大部份的言论多为回忆性的文字，在学术上都还是将她与梁思成相提并论的。如果今天问及林徽因在建筑学专业上的贡献，我们似乎总难以自信地如谈她的诗、文那般一一数来，往往难免将她与梁思成混为一谈，也极易使读者得到“夫唱妇随”的联想。
在笔者看来，这种状况与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的重大贡献很不相符。也很不利于我们对林徽因、梁思成等学者的正确理解，尽管这些都是并不算久远的历史，却非常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此，今天我们在纪念她的时候，有必要对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事业的先行者意义作一重新评价。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她的建筑学术的思想、她的特殊个性以及与梁思成的学术性格比较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一，思想者，林徽因
长期以来，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都是与梁思成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连梁思成本人在内都强调了梁思成的建筑学术成就中的林徽因之重要意义，抑或是梁思成在建筑界的地位一直过分显赫；抑或是林徽因在文学方面更早、更全面地被人们认可；抑或是梁具备建筑学方面更权威的专业学历；抑或是中国人“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之作用，梁思成的建筑学术成就被聚焦在“光环”中的同时，林徽因却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中。然而，如果我们把由中国近代首批建筑学者建立起来的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之核心，定义为中国建筑的历史与理论的话，也就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做出的建筑学专业的诠释，我们应该认识到：林徽因正是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最早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她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她是在思想上的先行者。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
中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专业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营造学社，在该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中，呈现出首批由中国学者对传统的中国建筑进行的理论性诠释工作，基本上都是林徽因之作。尽管作者之名常常冠以梁思成与林徽因，甚至梁思成更多见于“第一作者”。
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上，林徽因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2，这应该是首次由中国专业的学者发表的关于论述中国建筑的理论性文章。在这一重要的理论性论述中，林徽因显然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诠释中的一些误解，提出了相应的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在数年之后正式发表的为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3中，林徽因再次较完整地归纳了她的理论框架。这虽然是两篇独立的论文，但是从其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写作的时间4等诸因素来看，都反映了林徽因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理论认识，可以作为一份统一的论文来看待。从中国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两篇文章是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对建筑的表述，而是充分运用了当时国际上的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将中国建筑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一种独特的系统来进行论述、评价。我们知道，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加入之前，虽然有朱启钤、陶湘等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热心倡导“整理国故”，但由于缺乏建筑学专业学者的研究而只能是一群清末遗老遗少们的好事之作。梁思成加入之后使得这种局面首先得到了全面的改观，而林徽因的这一重要的论文则应被视为这种新局面的代表；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林徽因的论述则明显地澄清了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曲解和误读。力图奠定适应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又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建筑的理论基础。尽管时至今日，我们的学术理论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应该可以重新看待林徽因在七十年前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几十年来我们用于分析评价中国建筑的理论要点和基本框架，多半都基于这两篇文字。这主要反映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林徽因运用了由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 BC. 90- BC. 20）所定义的，也是国际所共认的建筑审美三项基本原则——“实用、坚固、美观”5，来评价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系。并明确声明，“中国建筑，不容疑义的，曾经包含过以上三种要素。”这是以中文首次运用这一国际建筑学共认的原则来评审中国建筑，就此，国际的建筑学术理论与中国的传统建筑体系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其理论上的价值必然是极大的。
其次，林徽因以艺术发展史的基本阶段理论来讨论中国建筑。也就是以作为近代艺术史奠基人的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1768）的“循环理论”6，认为中国建筑也有其“尝试”、“成熟”以及“因袭”、“堕落”，并在“清式营造则例”的“绪论”里已经提出了关于中国建筑大约在唐朝已经达到最为成熟时期，而宋后至清朝趋向于退化。这种基本的中国建筑历史发展定义，显然在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7。
再次，林徽因首次在理论上定义了中国建筑的木框架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点的意义是更为重大的。因为在此之前的西方建筑史学家都曾对中国建筑的诠释之中产生的一些误解，基本上都是在这一点上没有清楚的认识。这与西方的古典建筑多以砖石建造及垒砌结构有关，框架结构方法被建筑师们很好理解一般要到近代的铸铁及钢筋混凝土结构之后。这些误解在早期西方建筑师在中国所做的所谓“中国建筑文艺复兴”（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一类的教会建筑中，被反映得尤其明显。以此可见林徽因对建筑的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尽管她在宾大就学的专业是美术而非建筑。至今为止，这一基本认识仍然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并不断被发扬光大。其实仅仅凭这一点，我们足以将林徽因定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者与先驱者。
在以上最重要的三点理论性的贡献之外，林徽因在这二篇文章之中还分别论述了中国建筑卓有特色的几个要素，分别为“屋顶”、“斗拱”、“台基”、“平面布置”这几个方面，这些论述以后都成为了中国建筑的形式构成的基本要素，多见于各种研究和论述之中。在此基础之上，林徽因还分析了她所认为的中国建筑的几个弱点：主要集中在对木料的断面比例合理性；梁架体系的缺乏三角形受力关系；以及中国木构的地基浮浅的问题。
在国际建筑理论有了极大发展的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林徽因当时所做的理论性工作，难免可以认识到其中的许多不足之处。然而，笔者以为这并不应影响我们对她所做出的基础性贡献的认同。相反，我们应该就此认识到，她结合国际先进理论对中国建筑做出的诠释这种学术精神与方法，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后人来学习借鉴。
●“平郊建筑杂录”与“建筑意”——建筑审美价值的创造性定义
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上，有另一篇署名梁思成、林徽音（因）的“平郊建筑杂录”8。该文的特殊学术价值，在一九九一年由吴良镛先生的启发性论文中重点提出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其主要的意义被一再强化的是该文中所提倡的“建筑意”的概念，此说曾经被不少学者提出重新评价的要求9。
笔者以为，关于“建筑意”这一概念究竟应该如何来定义和理解，确实是很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其中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建筑意”作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中国建筑美学概念，确实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对建筑特有的深刻理解。不过，笔者在此希望论证的主要是，这一概念应该是来自于林徽因的思想火花。同时无可否认地，梁思成可以作为林徽因建筑思想的忠实支持者。
我们首先可以从该文的文风和意趣方面来明显地感知林徽因的笔墨风格：“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者，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10”这些文字与我们常见的建筑历史论文是迥然不同的，是优美的散文。既有浓烈丰富的热情和想象，又有精炼准确的词汇和定义，充满着生动的气韵和敏感的灵气。这种文字在梁思成的文章中是见不到的，却可以在林徽因的一些激情之作见到。
夏铸九先生曾有评价：“林徽音的建筑史写作，文字动人，使得一种技术性的写作，也满了热情，以带有深情之语句，肯定的口气，鼓舞读者之感情。譬如说，林徽因用字精要，段落分明，尤喜于段落结尾。以肯定性之语句，简捷地完成段之叙述目的。11”笔者在赞同夏先生的这些评价的同时，也认为这些评价完全适用于这篇“平郊建筑杂录”。
要说明这以梁思成、林徽因署名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为林徽因之作，我们还可以从该文的由来谈起。一九二九年八月，林徽因在她的女儿梁再冰出生之后不久，她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了。东北的严寒显然十分不利于她的这种呼吸系统顽症。在多位朋友和医生的劝告之下，一九三○年，林徽因离开了沈阳的东北大学回到北京，住进了位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休养。这是一段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意义十分深远的时期，香山的优美环境和景色陶冶了她的性情。期间有不少朋友经常去探望她，其中就包括诗人徐志摩。这一切都十分有益于林徽因的身心和文学创作，后来所知林徽因的首批重要的诗作与小说都创作于此时12。如梁从诫所言：“香山的‘双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欢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13”
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得林徽因对这片山水情有独钟，充斥于其间的一些古迹、遗构更是成为这山水景色的一部分而令她难以忘怀。一年之后的一九三二年夏日，她与梁思成再次来到北京西郊的这一带考察游历，对于林徽因来说应该是故地重游了，想必触动女诗人的文思。“平郊建筑杂录”正是真实地记述了她的感受，虽然应是建筑学术的议论，但是面对培育她文学创作的“诗情画意”之地，林徽因实不能满足于一般建筑学论述“技术性的写作”。于是，她所具有“文学复兴色彩”的思绪导致林徽因创造性地去用中文定义特定的建筑美学价值，这便是“建筑意”的产生。在笔者看来，“建筑意”正是林徽因所彻悟的“诗意”在建筑范畴之延伸，其含意似乎要比一般的建筑学的美学概念要更广一些。
纵观营造学社先辈们的有关建筑学术方面的论文，“平郊建筑杂录”显然是其中最充满激情优美文字的。将该文及“建筑意”的创作者为林徽因这情况理清楚，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去理解各位先辈们的学术思想，从而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思路。
●关注“民居”——对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特色建筑学的回归
作为以人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民居原本就应该是中国建筑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然而，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奠基者们对中国建筑的诠释工作，都是以关注尊贵建筑开始的。这与他们的学术研究目的是为建立能与西方抗衡的中国古典建筑（Chinese Classic）有相当大的关系。14
中国的建筑学者的对本土建筑文化中的民居建筑之关注，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一九五○年代最终转变为真正规模意义上的重视，并主动引入建筑设计创作之中。而在早期对民居建筑表示关注的建筑师中，有后来均有相关出版物而被人们熟知的刘敦桢、刘致平等15。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林徽因事实上是他们之中极重要的一位，并且很有可能与刘敦桢、刘致平等共享了这方面的研究兴趣。林徽因在这方面的贡献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完全不应该的。
凭着她艺术家的敏锐眼光，林徽因显然在她所参与的早期营造学社的考查之中就开始注意各地民居的那种丰富的形态环境了。在那次与费正清夫妇等共同赴山西峪道河避暑兼考察晋汾古建筑之行中，林徽因特别关注了山西的民居，并且在由她执笔的“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描述了那些民居的状况16。这应该是最早出现在营造学社汇刊上的关于民居实物的描述之一。从一些学者的回忆中都提到过这一点，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王其明、茹竞华二人的回忆文章提到一种说法：“林先生很早便对民间建筑很重视了。听到有这样一件往事，梁、林两先生只有一台照相机，梁先生要照斗拱，林先生要照民居，时常为此争执不下，后来还是林先生做了让步。17”尽管笔者至今未能为此事得到可证实的材料。但是从后来林对民居建筑的具体研究和倡导来看，相对于梁思成来说，她对这一重要主题的关注应该是由来已久的。
一九四五年，在克服了千难万苦而出版发行的最后一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上，林徽因发表了关于“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一文，该文是林在翻译凯瑟林·保尔（Cartherin Bauer）的住宅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针对中国建筑现实的一项研究18。在以清一色的古建筑、文献等研究论文为面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显得十分的突匹而显出作者的独特眼光。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解放之后的清华大学建筑系里，林徽因首次开设了“住宅概论”的专题课，为研究生系统地教授现代的住宅建筑设计理论。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第一代精英式的建筑理论家对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之回归。一九五一年的清华大学毕业论文中，林徽因指导由王其明、茹竞华二位女同学完成了“圆明园附近清代营房的调查分析”19。当时的林徽因通过梁思成自美国了解的战后新兴的城市规划理论，尤其针对“邻里单位”和社区等新概念来从中国传统的聚落规划中作出对应的研究，这显然是相当有远见的一种探索。可惜这种探索在后来的中国建筑研究中却甚为鲜见，以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似乎只能与国际上的理论隔离才能进行。
笔者以为，从深层次来看，林徽因先于其他中国建筑学者而对中国传统民居及现实住宅有所关注和热爱，应该还缘自于另外两个特殊因素：一是她作为一位具有敏锐观察生活眼光的文学家之缘故；二是她作为一位因战时而不得不从事乡间家务劳动的女主人的缘故。这两点实际上意味着，民居对于她来说，超出一般建筑师将之作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形态的意义。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卓有贡献的女性作家，林徽因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本就是她的核心文学思想20。这在她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被充分地反映出来，林徽因的个人魅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这一点，这种注重人和生活本身的“文学”眼光在建筑学方面的体现必然会有极大意义的。梁再冰认为既为建筑师又为文学家的母亲是特别关注建筑中的“人”的问题：“作为建筑师的妈妈一向重视‘人’和建筑物的关系。她的建筑设计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方便和审美需求。所以，她对住各种房子（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里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注意。”21林徽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会自然地描写这种“人”与建筑的关系，在她的《昆明即景·小楼》中，有这样的文字：
张大爷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根据梁从诫的记叙，这段的前一句原来为：“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而这正是昆明当地沿街常有的矮楼民居底层高八尺，二楼高七尺22。笔者每每在昆明老街巷里见到这类典型民居矮楼就会联想到林的诗句，并为之感悟民居在“人”的尺度上对这位前辈的触动。应该是意义十分深刻的。就如当年柯布西埃（Le Corbusier, 1887-1965）在他的“东方之旅”中从希腊、土耳其民居中得到对现代建筑模度（Module）的灵感，实在是十分类似的。
这种关注“人”与建筑物的关系的思维特点应该最易在居住建筑中反映出来。在“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一文中，林徽因明确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往建筑学不重视住宅问题必将改变，这种情况也会明显体显在战后的社会发展之中：“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多数国家都对于人民个别或集体的住的问题极端重视，认为它是国家或社会的责任。以最新的理想与技术合作，使住宅设计，不但是美术，且成为特种的社会科学。23”在当时建筑学术界多以大型公共建筑和古代尊贵建筑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情形下，这种非常有见地的学术眼光，显然与她重视“人”的文学家思维有相当的关系。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建筑学术界的对民居的研究历程，抗战时期实际上是这项工作的真正起始。费慰梅在描述营造学社抗战时期在西南地区的工作生活时道：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民居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惫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因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24”对中国的民居研究起到集大成作用的刘敦桢先生之“中国住宅概论”正是起始于这段时间的调研25，刘致平先生的中国居住建筑的研究也基本上始于同一时期。
同样是在抗战的逃难时期，林徽因比营造学社其他男性社员更为深切地体会中国民居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这段她一生中最为艰辛的日子里，她已经从京城的“小姐”彻底沦落为一位困苦的主妇：“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刷，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26”原本就具有极高的艺术眼光和修养以及专业的建筑学的技能的她，经历这样的生活之磨难，林徽因所能理解的作为建筑与生活之关系为基本要义的住宅，想必应该比其他人更为至深至切。于是，当他们在一九四○年春天终于在昆明郊区龙头村，住进了由他们自己设计并参与建造的简陋农舍之后，林徽因对之欣赏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住进了这所新房子，有些方面它也颇有些美观和舒适之处。我们甚至有时候还挺喜欢它呢。27”林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居者有其屋”理想实现之时的一种审美心理，应该是与身居都城，养尊处优的小姐偶尔下乡时对农舍美景而发的观感有着天壤之别。梁再冰也回忆到：“建房期间，特别是上梁和立柱时，妈妈常要我和弟弟到工地去看看，了解中国房子的建造过程。28”这种特殊的建筑学课程却也承托了如同乡村农妇般的对自己的居所之希冀。有着这样经历的女建筑师，林徽因对民房的热衷必然超出了一般建筑艺术的意义范畴。
还是同样在抗战时期的昆明，林徽因还为当时的云南大学设计了女生宿舍29，那是因当时云南省的军政长官龙云之妻顾映秋的捐款而命名的映秋院。而值得注意的是，她在该设计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一定的民居的手法和风格。最明显的特点是，使用了不对称和院落组合的布局；还使用了游廊和望楼这两种中国民居中的要素作为该建筑的水平与垂直交通空间的构成。该建筑虽然已于一九八七年被拆重建，幸而新建之映秋院还基本按照了原建筑的形态，使得笔者在造访之时（1997年）还是辨认出了作者的良苦之心30。笔者以为，映秋院的意义是表明了林徽因在当时已经开始重视了民居与现实建筑的内在关系，这与前面提到的她对民居的特殊关注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想向我们证明了中国建筑师是对建筑创作中借鉴民居的探索之起始，比一般认为的陈植先生设计的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年）实际上要早很多。因此，这一难得的林徽因的建筑设计作品，今天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在造访映秋院时的感想是，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学术的贡献，其实正如这个映秋院一样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林徽因还是在中国建筑界帅先提出要保护民间建筑的学者。根据罗哲文先生的回忆，在一九五三年由北京市政府召开的“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林徽因特别提出了要保护民居住宅建筑：“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便没有注意。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31她的发言得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长也是著名文、史学家的郑振铎的支持，从而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以后的古建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从建筑学术的角度来看，如此明确地提出对民居建筑遗产之保护，在当时来说即便是在国际上都是十分先进的32。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林徽因基于她广博而深厚的中、西学功底，“文艺复兴色彩”般的艺术气质，敏锐而准确的洞察力，为中国建筑学术作出了基础性的和发展方向性的重大贡献。她在理论上的作用完全不应低于任何一位与她同时期的建筑学者，她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先行者和思想者
二，强者，林徽因
林徽因俊秀、纤柔的外表令人蒙生怜爱之心，加之她长期蒙受疾病煎熬之苦的病躯，更是容易使人将她视为娇柔不可自立的，只能依附于家庭及丈夫才能在社会上生存的女子。
事实上，林徽因是一位内心极为坚强，具有良好组织能力和社会感召力的强者。
一九四六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之初，梁思成即赴美国考察。对于这一新建的建筑系的所有计划，组织工作实际上都由林徽因来承担了。当时虽然有吴良镛等年青助教的大力协助，但是从白手起家创办建筑学专业，所需要的组织能力应该是极高的，除了林徽因之外，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够具备这种能力并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要知道当时的林徽因的肺结核与肾炎进入极严重的时期，基本上是卧床的状况下而从容地指挥了这一日后在中国建筑学术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建筑系的新建过程。吴良镛先生回忆到：“以后的许多事都说明，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33”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林徽因并不具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正式教职，更无任何一官半职。即使是梁思成回来后主持的整个的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林徽因的策划和影响。根据朱自煊先生的回忆，在一九五○年之后的那段重要的清华建筑系发展时期，他们经常在梁、林的家里召开系务会，而林徽因经常提出了对建筑系发展的建议和看法；“常常是我们在梁家西边客厅开会，林先生卧室在东面，隔着过道喊‘思成’，梁先生听到后马上赶过去，过一会儿回来转达林先生的意见和建议。34”梁思成虽然作为清华建筑系的主要负责人主持着这个系的发展工作，但是对于林徽因的建议显然是言听计从的，这自然是尊重她的那种能力和权威的表现。事实上，林徽因的行政管理能力一直就是极强的，这可以从她的家庭管理之中体现出来。在与梁思成结亲之后的家庭生活中，由于他们各自来自于较复杂的大家庭，而导致林必须处理许多繁琐的家政事务。尤其是抗战期间，林徽因的身体已处于极为糟糕的境地之中，却常常要在梁思成不在的时候自行处理这些麻烦事。这些在费慰梅的书中以及梁再冰和梁从诫的回忆文章中都有所表达，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在林给费慰梅的一次信中以纽约中央车站来形容他们家中的杂事：“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35”这显然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作为一个火车站，纽约的中央车站是十分特殊的。在这个位于地下的火车站，来自四面八方的列车不断地到站和发站，景象十分繁忙，给人们很强烈的中央处理能力重要性的印象。以此，林徽因表达的显然是，当时大量的杂事尽管都是冲着梁思成而来的却都需要她来处理。也表明了相对于梁的容纳能力，林徽因的处事的果断和不妥协。
在笔者看来，无论从能力方面还是从心力方面来看，林徽因都不是所谓的的弱柔女子。而应该是一个强者，是一个有着极大的抱负和才能的女中豪杰。
在梁、林的家中，林徽因不但一直扮演着“家长”的角色，并且常常显示出比梁思成更具社会感召力。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家的“午后家聚”，从来就是以林为中心的，尽管参加者是来自各种背景的文化人，以至于那篇著名的带有醋意的杂文也正是以“太太”来点题。事实上，“午后家聚”这种典型的英国人习惯就应该是林徽因及徐志摩、金岳霖从英国的生活之中领教来的，这一活动的主导者实际上也必然是林徽因。
同时，林徽因也是一位性格刚强和意志坚韧的女子，梁从诫曾回忆到幼时得到林作为母亲的教诲，多为英雄气的古诗文，而从来没有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童稚故事。36当面临战争之时，林徽因给女儿（当时仅七、八岁）信中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37”这样的气节大约在当时，绝不亚于军中的决心抗日将士之豪迈之情。更有甚之的是，当梁从诫问到若是日军打入四川而大家都没有退路怎么办时，林从容地答到：“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38”林徽因的这种刚强和坚毅，与她娇柔的外表是难以吻合的，大概与今天温柔风极盛的中国文娱界也是极难协调的。于是，林徽因只能被通俗文学中描述成才貌双全的佳人来欣赏了。这实质上是对林徽因的极大误解。
关于“强者”的讨论似乎只是林徽因本人的个性问题，与建筑学术并无必然的关系。然而，笔者以为，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在建立以来的发展之中，一直经受着不尽的磨难。尤其是梁思成、刘敦桢等人的营造学社之工作，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处于战乱的困难之中。林徽因的“强者”性格对于致使他们的坚持不懈而终成大器，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导致梁思成在战时的极端困苦之中得以完成其重要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关于这一点，梁思成应该是体会最为深刻。为此他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之中深切地表达了对林的钦佩：“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39” 可见，在梁思成的眼里，林徽因的“强者”风范，其作用不仅在于对他家庭的支撑，还在于对营造学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三，“才女”与“拙匠”
虽然，林徽因与梁思成共同作为了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和建筑史学家而被今天的建筑学者们来纪念着。但是，在建筑界，林徽因地位显然是与梁思成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梁思成已经被推崇到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林徽因至多只能被人们称之为与梁公的成就之“不可分”。这难免使人联想为林是作为梁的事业的支持者，就如同大部分传统的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维系家庭的女主人一般。然而，笔者所理解的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学术上的关系远非这样的林对梁的从属关系，或许反之则更恰当。
梁从诫曾评价他们两各自的特点时道：“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40”他们俩的这种各自不同的秉性，应该在很多情况下是有利于他们之间的合作的，并且已经在他们于宾大的学习期间就体现出来了。但是，林徽因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想象能力和灵感都是要强于梁思成的，再加之林的强悍的性格，以至于仍然有时出现不协调。梁再冰记述道：“我记得妈妈曾经说过：有一次，他们的作业是设计一张圣诞卡，妈妈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灵感，爹爹也颇为赞赏，但认为此卡必须由他来画出，才能尽善尽美。妈妈不同意，她说同学们都认得他俩的画图风格，爹爹如代她画，别人一看就知道“枪手”是谁。但爹爹仍坚持由他来画，为此两人吵了一架。41”费慰梅也曾记叙述在宾大就学的时间里，林徽因由于不愿得到梁思成的过多照看而有过争执：“她已摆脱了她的家庭和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予以反击。42”
不过，林徽因中、英文的出色文字功力和她那超人的敏锐和才思，一直得到了梁思成的衷心赞颂，以至于梁对自己的文字长期处于一种不自信的状态之中。
梁思成的早期中国建筑研究工作，主要专注了测绘和实物的考证，热衷于绘图和摄影。他在“清式营造则例”的“序”中强调了这“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纯粹于清代营造的则例”，而请林徽因作的绪论则是弥补历史与理论方面的不足43。可见这位被今天认作为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始作俑者”，当时并不很自信，并显然认为“内子林徽音”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同理，在梁的另一英文版的重要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之中，虽然梁思成已经在林徽因的协助下从事了“历史与理论”的工作，但是他依然表达了这一自认的规范。“最初我曾打算完全不用释文，但在图纸绘成之后，又感到几句解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此，才补写了这篇简单的文字”44。而将书名定为“图像中国建筑史”，显然还是表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林徽因在世时，梁思成的所有学术性文字基本上都得到了林的修改和加工。而梁思成也是显然十分满足于这位名为内助实为老师的“神来之笔”。梁从诫写到：“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袖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45”
关于林徽因的才情，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议论和口碑。诸如她的英文好到了费正清都羡慕，她的诗、文、画、戏剧、建筑各业无所不精，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文艺复兴色彩”人物，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女”。相比之下，梁思成则更认为自己应该是“拙匠”。
梁思成常常以“拙匠”自据，曾以“拙匠随笔”为名在一九六○年代发表过一系列的小文章，并且多次谈论过其中的内涵：“我们建筑师就是匠人，‘匠’才能准确精细给人民盖房子，为他们造福，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主宰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师，宁‘匠’勿华，所以我取‘拙匠’……。46”笔者以为，梁思成实际上是完全不缺乏才气的，从他年青时的多才多艺和后来成就的一番事业都能看出他也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文艺复兴色彩”的人物。然而，只是相比于林徽因则确实在才气方面显得略逊一筹。因此，所谓梁思成的“拙”正是相对于林徽因的“才”而言的，这更能显示林的才情出众而已。以下的论述更应以此为前提尚可较好地理解。
梁思成晚年曾经向林洙透露过他自己对林徽因的才情之衷心赞许：“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林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47”显然，梁思成正是经常被浸没于林徽因的才情之中而相形见“拙”的。而且，尽管他认为自己在才气方面有欠缺，确又因为有一位如此才情出众的妻子而更忠实地欣赏这种才气。汪国瑜先生曾回忆到：“有一次在他家，谈到书画品格，艺术风格等修养问题，他似乎很有感慨地说：‘文艺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和素养看来也并非总是一致的。我本人很喜欢那种奔放豪爽的风格，特别欣赏那些‘帅’味的作品，有‘灵气’有气韵；不喜欢、不欣赏那些‘匠气’的东西。可是我自己的字和画，都工整有余，‘帅气’不足。自己想‘帅’也‘帅’不起来，眼高手低呗！48”笔者以为，这可以视为真实地反映梁思成欣赏他人的才气而自认“守拙”的意义所在。完全可以理解成他与林徽因在学术志趣方面的异与同。按费慰梅的理解，他们二人正因为此而应该有极佳的配合，并在宾大的就学期间就已经反映出来：“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49”
这样的合作关系确实是太美妙了。客观地说，才情与匠意都是好的建筑师所需具备的。正如阿尔瓦·阿尔托（Alva Aalto, 1898-1976）所认为的诗意与匠意皆备才是好的建筑师。然而，在建筑师工作的高级阶段，尤其是理论研究层面，才情应该是比匠意更重要的素质。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梁思成日后完成的大业有哪些能够离开林徽因的思想呢？“梁思成与林徽因是不能分的”，这样的话已经有多人言及。但是以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在建筑学术上的“不能分”，正如作家卞之琳所慨言林徽因“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50”事实上林徽因起码是在与梁思成共享了在建筑方面的学术之同时，又独享了在诗、文、戏剧甚至是工艺美术方面的艺术创造者。因此，在总体上看，林徽因在创作和思想上对梁思成的影响应该是更大的。这应该是“才女”与“拙匠”的良性关系。
四，结语：
一九三二年农历初一，时年二十八岁的林徽因在写给胡适的一封情绪激动的信中流露了她对自己事业和生活的心声：“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51”我很想知道，林徽因当时所希望自己的成就究竟是什么？然而我所能知道的是，在林徽因被人们不断传颂和谈论的今天，她对中国建筑学术的巨大贡献却依然难以被建筑界认可。虽然，林徽因可以作为一位诗人被我们来永远纪念，但是我们毕竟知道她真正终生为之奋斗的是中国建筑学术事业。我很疑惑也很惭愧，作为建筑师，我们今天拿什么来纪念她呢？似乎人们都有所感悟，如作为文学家的萧乾先生所言：“我不懂建筑学，但我隐约觉得徽因更大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无名英雄！52”
林徽因为何在建筑界只能是“无名英雄”呢？这其中是否因为太多的世俗的缘故呢？她似乎总是在梁思成之后成就建筑学方面的头衔或者没有头衔；不论是在东北大学还是在营造学社，或是在后来的清华；当然她没有机会成为院士（即便她活到那时也未必能成）；她没有独立完成自己的建筑学术著作或是“科研项目”；她也没有正宗的建筑学的学位；她还是一个女人……。正是由于受到这种世俗的桎梏，而使得我们在她已脱离了这种世俗近五十年之后的纪念之时，仍然难以对她有正确的评价，这不是我们建筑学术的可悲之处吗？
不过，我也想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反驳这些“缘故”，那就是，梁思成的选择建筑学作为他的赴美留学专业（也是他的终生专业）是因为林徽因53。尽管梁思成的个人秉性与能力应该导向对建筑的兴趣。但是，在与林徽因的热恋之中受到一位具有“文学复兴色彩”的、并且比他更早了解西方建筑学术的情人之影响，想必是比任何其他动力都要强大的，这其中应该还有作为对情敌至胜的法宝之意义。
我们原本不应这般世俗地谈论“学术”问题，然而，这些“世俗”的确左右着我们。
如果不是因为林徽因的缘故，梁思成确有可能不选择建筑学的话。我们中国的建筑学术事业不禁要失去一位大师了？尽管大师不是完全由个人的因素成就的；尽管历史是不能够以假设为基础的……
二○○四年十月三稿于宁
注释：
1 费慰梅：“作者前言”，《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xiv. (Wilma Fairbank: “Introduction”,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 林徽音（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163
3 林徽音（因）：“绪论”，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P. 3.
4 “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发表时间是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的发表时间是1934年1月，但是该书的脱稿时间为1932年3月，不过在定稿之前林徽因有过修改。参见曹汛先生注，梁从诫：《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92
5 维特鲁威的拉丁文原文为：Utilitas(实用), Firmitas(坚固), Venustas(愉悦、美观)
6 温克尔曼在他的《古代艺术史》一书中将艺术史的发展阶段规律定义为：“起源”、“发展”、“变化”和“衰亡”，参见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10，
7 在《图像中国建筑史》中，这一历史阶段论被发展为唐大中至宋天圣的“豪劲（Vigor）”；宋治平至明洪武的“醇和（Elegance）”；以及明成祖至清末的“羁直（Rigidity）”三个时期。见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155
8 梁思成、林徽音（因）:“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98
9 吴良镛先生在1990年发表的“发扬光大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创的中国建筑研究的事业”（《建筑学报》，1990年12期）中重点提出了“建筑意”，并认为此说即为后世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舒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吴先生后来还在其他的文中提到，并为“建筑意”加英文注为“architecturesque”。侯幼斌先生则专门撰稿讨论过“建筑意”，见侯幼斌：“建筑意象与建筑意境——对梁思成、林徽因‘建筑意’命题的阐释”，《建筑师》，第50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0 梁思成、林徽音（因）:“平郊建筑杂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四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98
11 夏铸久：“营造学社——梁思成建筑史论述构造之理论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90年春季号
12 林徽因创作于此时的作品有：诗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情愿”、“深夜里听到的乐声”、“仍然”、“激昂”。小说，“窘”。见陈钟英、陈宇：“林徽因年表”，《林徽因》（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三联书店（香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3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76
14 参见赵辰：“‘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之分析”，《第六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6
15 刘敦桢后来完成了《中国住宅概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刘致平则完成了《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0
16 林徽因、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三期，国际文化出版社翻印版，1997，P. 12，费慰梅曾记载，这次的考察报告是由林徽因来写的。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75，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17 王其明、茹竞华：“怀念我们的老师林徽因先生”，《建筑师》，第20期，P. 1
18 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二期，引自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251
19 同注17，P. 6
20 蓝棣之：“林徽因的文学成就与文学地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59
21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70
22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70
23 林徽因：“现代住宅设计参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二期，引自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建筑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251
24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0，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5 刘敦桢：“大约从对日抗战起，在西南诸省看见许多住宅的平面布置很灵活自由，外观和内部装修也没有固定格局，感觉已往只注意宫殿陵寝庙宇而忘却广大人民的住宅建筑是一件错误事情。”刘敦桢：“前言”，《中国住宅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
26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1，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27 同注26，P.113
28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64
29 见陈钟英、陈宇编“林徽因年表”，《林徽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0 笔者曾于1997年专程造访“映秋院”，已经能够辨认出“映秋院”建筑的特殊意匠。后来又从云南大学档案馆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31 罗哲文：“难忘的记忆，深刻的怀念”，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47
32 国际上的关于民间建筑的研究主要开始于1950和1960年代。
33 吴良镛：“林徽因最后的十年追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11
34 朱自煊：“忆林徽因先生二三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73
35 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80
36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37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57
38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39 梁思成：“前言”，《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64
40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41 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57
42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3，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43 梁思成：“前言”，《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P. 64
44 梁思成：“前言”，《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P. 61
45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96
46 汪国瑜：“缅怀梁、林二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P. 22.
47 林洙：《建筑师梁思成》，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天津，1996. P. 164
48 汪国瑜：“缅怀梁、林二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系）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P. 22
49 费慰梅：《梁与林，一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发现者》，P.113， (Wilma Fairbank: “Liang and Lin,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s Architectural Pa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4)
50 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陈钟英、陈宇编《林徽因》，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1 林徽因：“致胡适，四”，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21。笔者注：该信应该和后一封信“致胡适，五”为同一天写的，1932年的农历元旦（正月初一）。林徽因的落款（二十年正月一日）与曹讯先生的注（本信写于1931年农历正月1日）均有误。原因有二：一为此信写于徐志摩去世（1931年11月19日）之后；一为此信有：“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
52 萧乾：“才女林徽因（代序）”，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12，P. 3
53 关于这一点，有多位人士的回忆文字中提及。我们最起码能证明的是林徽因在随父留英之时就已决定要以建筑学为其终生职业。参见王贵祥：“林徽因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建筑师林徽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P.197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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