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鄙人不才，也来贡献一下自己的观点。
对于政府采购环境服务和第三方专业治理服务，个人关注不多，根据目前的理解，大体可以归入广义的PPP模式，只不过有各自独特的融资和运营方法。
至于PPP，值得关注的有两方面，一是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大力推动PPP模式，也就是背景问题，二是推动PPP模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就是前景问题。以下分别论述。
一、国家为什么要大力推动PPP模式
1.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形成“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投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很多机构的关注和研究。在这里偷个懒，具体的文献和数据就不列举了，援引两篇2013年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李一衡：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50%。2007年至2011年，为克服世界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中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投资比重，中国这一时期已经过度投资。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超出均衡水平12-20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2013年，当年的投资和GDP的比例达76.7%，而这个比例“十一五”是59.5%，“十五”是41.58%，“九五”是32.83%，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资产投资和当年GDP的比例越来越高。（）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被媒体广泛关注的“四万亿计划”。根据百度百科，“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为了应对这种危局，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四万亿计划的功过是非，本人无意妄评，不过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投资的确不是健康稳定的表现。国家层面早已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近年来出台了各项政策措施，试图提升消费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
然而，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逼迫国家再度以投资提振经济表现。种种迹象与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何其相似。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7.4，未达“两会”定出的7.5增长目标；各方预测，201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进一步下行至7.0至7.3之间。就北京市的情况看来，2014年的经济增长虽然保持稳健，但投资领域的增长点几乎仅有房地产（而且还不是能够拉动实体经济的建安工程投资），消费领域的增长点几乎仅有京东、小米两大电商。可以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又一次面临重大考验。
于是，中央不得不再度祭起投资大旗。无论是2014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城市群协同等热点领域蕴含的投资契机，还是国家发改委21天内批复16条铁路5个机场的具体动作（），都显示了国务院“重操旧业”、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无奈”决策。
2.中国上一轮固定资产投资模式带来的两大隐忧
要说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一组数据：201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划分，国家预算内资金18958.66亿元、占比4.63%，国内贷款51593.5亿元、占比12.59%，利用外资4468.78亿元、占比1.09%，自筹和其他资金334654亿元、占比81.69%。
这组数据隐藏了怎样的信息呢？“国家预算内资金”由财政预算决定，而各地的财政预算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这一部分资金的透明性、合规性最高，在法理上是人民民主决策的结果，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却仅有不到5%；“国内贷款”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运作模式相对规范，社会资本也有较大机会参与，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也仅有13%；其他82%基本都是“自筹和其他资金”，具体的资金来源、运作方式、资金投向，都是不透明、不公开的，这对于采矿业、制造业等市场化行业还算正常，毕竟各公司的具体投资情况都属于商业秘密，但电气水（预算内资金占比6.69%、国内贷款占比28.16%）、交通运输（预算内资金占比12.53%、国内贷款占比29.30%）、公共设施管理（预算内资金占比18.22%、国内贷款占比12.19%）等具有鲜明公共利益特征的行业，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比依然居高不下，这样的投资模式多年运作下来，已经积聚了不小的风险。
表层风险：政府债务水平不明，威胁国家财政平衡。政府债务问题前一阶段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论述，这里不展开说了。对于管理决策来说，最可怕的不是问题有多么严峻、棘手，而是有了严峻、棘手的问题却无法及时发现；在此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中，政府债务多数以统计数据中的“自筹和其他资金”体现，恰恰属于这种“无法及时发现”的问题；于是，国务院力推政府债务审计，审计署一大轮折腾下来，问题算是摸清了，对于经济发展的伤害也是不小（审计对于工作开展有多大影响，相信亲身经历过的都有深刻体会）。未来，必须搞一轮伤筋动骨的审计才能弄明白政府债务水平，这样的模式显然是不可取的。上述是PPP等一揽子财政新规诞生的表层原因。
深层风险：地方政府和发改系统权力扩张，中央政策传导受阻、政府部门力量失衡。在涉及公共利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一旦使用“自筹和其他资金”，就基本规避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管，钱要怎么投、投多少，完全成了地方政府的内部决策、甚至是一把手的个人决策，再加上中国以投资为主力的经济结构，种种因素共同造成了“一把手经济”、“政绩工程”盛行，“种树市长”、“修路市长”层出不穷，楼堂馆所屡禁不止，政府换届留下半拉子工程等种种乱象；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权力扩张，很容易导致财政资金的不当使用、透支未来财政收入。同时，既然资金来源缺少监管，资金投向就成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上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负责项目审批的发改系统难免“一家独大”，不利于各部门的力量制衡。
3.PPP等一揽子财政新规有望成为解决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的一剂良药？
国家力推PPP模式，确实有助于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但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更值得关注的，恰恰不是PPP模式本身，而是“一法三规”（预算法修正案，国发43号、45号文，财金76号文）等有关文件对预算管理与政府举债的限制和规范。下面选几个要点，谈一谈个人看法。
债务主体：仅限省级政府，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这一新规很有意思，结合前一阶段政府融资平台、委托代建（BT）模式的盛行及相关政策动态，完美体现了监管与创新“猫捉老鼠”的互动过程——首先，地方政府创新了融资平台模式，通过政府控制下的企业举借债务，贷款不必纳入地方政府预算，大大简化了决策审批流程，推动了各地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接着，融资平台问题得到国务院重视，人民银行、银监会对各地融资平台进行名单制管理，加强现金流分析，严控负债率过高的平台继续融资，堵住了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口子；随后，委托代建（BT）模式得到广泛推行，由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负责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通过BT协议直接或间接承担还款责任，既然不再借助融资平台，名单制管理也就失去了效用；接下来，财政部出台文件，要求地方政府不得通过BT等回购方式举借政府性债务；最后，就是前文提到的“一法三规”，表面上看来，地方政府通过第三方举借债务的口子已经被彻底堵死，监管一方已经出招，接下来就看创新一方如何进行后续应对。
预算管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预算公开首次入法。进一步严格预算管理是本次《预算法》修订的核心精神，结合债务主体的规范，目前看来可以有力限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使其难以绕过地方人大和公众的监管，一举解决前文所述的两大隐患——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高度透明化；另一方面，其大搞建设、透支未来的冲动也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推动PPP模式等一揽子财政新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发改系统与财政系统权责的再平衡
论述这一点之前，我想先闲扯一下近期的两次经历。
一次是在内部培训中，国家发改委的某位司长直接批评了财政部近期的一些规定和做法——虽然是学者型官员在非公开场合发表言论，司局级干部对其他部委的政策做出负面评论，也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一次是在融资工作中，本来是地方班子已经拍板的模式、连会议纪要都已印发，财政口的动作却迟迟跟不上来，即便终于做通了工作，推行一段时间后又变了主意、执意调整部分细节安排，导致整体流程一拖再拖，这在以往的“班子——委办局”关系中可谓稀奇。
可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财政系统和发改系统对于各自未来的角色定位，难免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
财政新规的要义，在于规范地方政府的“花钱”行为，势必削弱发改系统的决策影响力——以往，项目建设的审批权集中在发改一家；财政新规一出，即便是发改系统批准上马的项目，财政预算不给钱，照样无法建设。
这样看来，往轻了说，发改系统以后要加强和财政系统的协调，发改准备推的项目，需要和财政打好招呼，先在明年政预算里留好位置；往重了说，就是发改系统的决策受到了财政系统的掣肘。
至于未来这两大部委会怎么博弈，博弈的均衡点在哪里，我们拭目以待。
2.行政体制改革——（形式？）民主的推进和政府职能的精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手段；法理上来讲，这两大手段的运用，都是通过人民币代表大会制度，经民主决策的。
有趣的是，在过去的投融资模式中，财政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投资决策，却往往与广大民众没有丝毫关系。
从这一轮财政新规，不难看出国务院推进改革、简政放权的总体思路——通过提升地方人大在财政预算中的决策地位、将举债权力上收至省级政府、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用途和方式，在深化民主进程的同时，缩短政策传导通路，加强国务院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度。
这样一来，权力受到最大影响是哪一方呢？自然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举债权被上级政府收走不说，投融资行为还受到了地方人大的牵制。尽管中国的民主被认为是形式民主、地方人大也一直很“讲政治”，当财政决策真切影响到个体利益时，总会有个别“胆大妄为之士”跳出来说话吧？
3.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从形式上来讲，财政新规的推行，一定会促使社会资本更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太多的口子被封死，为了继续控制一些公益性不那么高却有很大油水的领域，只能依赖市场化主体，让渡部分利益。
不过，融资平台也好，BT也好，PPP、BOT、TOT也好，说到底不过是表层的组织形式，在美国可能是民资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最重要途径，在中国，国资为大、民资为小的根本游戏规则，短期内却不可能改变。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这样的道理。
举个具体的例子，“土地经济”是前一阶段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最早是各地土储部门（融资平台）关起门来办事、闷声大发财。限制融资平台、BT模式兴起之后，表面上看来，市场化主体的确是参与了土地一级开发、从政府盘中分得一杯羹，实际上，且不论民资在项目中有多少决策权，就连开发商所获利润，也是在成本基础上定死的，大笔大笔的出让溢价，最终还不是落到地方财政的口袋里。
所以说，万变不离其宗，无论规则怎么变化，最终获益的一定是懂得利用规则的大玩家们。财政新规的推行，必然会带动新一轮的金融创新。我们一定要相信，相信广大金融家和财政官的无穷智慧；我们一定要清醒，认清国有资本在国内市场的绝对垄断。
当然，变革总会带来希望。就像财政法的修正总归是提升了人大的地位一样，地方政府投融资方式的规范，或多或少会给民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机会，与以往的历次尝试一同，为终将到来的大变革积蓄力量。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期待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真正成熟的那一天。
（文末注：文中有关政府部门间关系和运作模式的叙述，均是本人凭借主观臆断得出的，不代表国家各级政府及委办部门的真实运作状态。本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决策，坚决支持国务院的各类决定。特此声明。）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