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1966 1976上如何看待 1966-1976 所谓「探索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爱华网

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目前学术界大体接受“三落两起”的说法:1967～1968年国民经济受到“全面内战”破坏而急剧恶化，出现倒退;1969～1973年国民经济在战备需要和高速度、高投入的支持下，有所恢复和发展;1974年因“批林批孔”运动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再度出现困难局面;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使“四五”计划得以完成;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等的影响下，经济再次陷入低谷。也有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前5年从急剧恶化到缓慢恢复，后5年从畸形发展和调整到起伏动荡。----------摘自《“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

特别是1969年到1973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中苏对立陡然升级，主要矛盾改变了，大规模的战备投入上马，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通过柱状图就可以看出，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以下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感谢作者孙健

在 “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动乱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了 “三起三落”。即 1966 年上半年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经过 1967、 1968 连续两年“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而急转直下；经过调整， 1969— 1973 年经济又出现恢复和上升的转机，但是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1975 年经过整顿，又有了新的起色，但 1976 年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重新受到挫折。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大的灾难，它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是严重的，损失是巨大的。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后来经过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走上正轨。但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动乱，使得这种经过调整已经改善的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又遭到破坏。主要是：（一）农轻重关系再度失调。 “文化大革命”前农轻重三者的关系比较合理，即 1965 年三者的比例为： 37.3： 32.3： 30.4。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加强备战”口号下，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比工业落后，农轻重关系发生变化。 1976 年三者比例关系为： 30.4： 30.7： 38.9。 ① 即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 1965 年的 30.4％上升为 1976 年的 38.9％而农业由 32.3％下降为 30.4％，轻工业由 32.3％下降为 30.7％。（二）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由于过分突出钢铁和机械加工工业，轻工业被排挤，发展缓慢，明显落后。如以 1976 年与 1953 年相比，重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13.5％，轻工业则只为 8.8％。两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 “文化大革命”前 1965 年为 51.6： 48.4， 1976 年则为 44.2： 55.8。
② 重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相对落后，设备陈旧，产品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三）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间比例失调。在工业内部，不仅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在重工业内部也由于盲目发展加工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忽视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造成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比例失调。从 1966年到 1976 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加工工业的比重由 50.5％上升到 52.8％，而原材料工业却由 38.3％下降到 34.9％。机械工业盲目发展，不少产品不合规格，质量差，有的产销不对路，造成大量积压。（四）工业发展与交通运输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 “文化大革命”前，交通运输业已经不太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突出发展重工业，突出内地新的铁路线的建设，忽视运输繁忙地段的旧铁路线的改造，使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京广线以东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从 1966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 20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 20 页。— 1976 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 1 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25 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 77％，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只增长 28.2％。 ① 如果把这种比例关系与“一五”期间的关系对比一下，更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性。 “一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 1.28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 1.38 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 1.24 倍。可见， “一五”期间，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协调的。交通运输能力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部门的发展。如“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运力不足，晋煤大量积压，难以及时运出，加剧了能源供应紧张，影响了许多部门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五）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失衡。关于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比较协调的时期是“一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 24.2％。在“大跃进”时期，曾经相当紧张， 1960 年积累率高达 39.6％，后来经过调整到 1965 年下降到 27.1％。在“文革”初期，积累率不高，不过从 1970 年超积累率上升，一般都在 30％以上，其中 1971 年为 34.1％，1975 年为 33.9％。② 积累率增长较快，但国民收入增长却较慢，如 1963— 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 14.7％，而“三五”期间降为 8.3％， “四五”期间更下降为 5.5％。 ③ “文化大革命”期间，积累率这样高，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人口却急剧增加（由 1966 年的 7.4 亿人增长到 1976 年的 9.3 亿人④ ），在这种情况下，高积累率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正常消费。而且，在积累额中用于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非生产积累的比重也不断下降， 1966 年为 31.1％， 1976年下降为 20.7％（ “三五”、 “四五”期间平均为 25.5％和 22.4％ ⑤ ）。这明显地表明，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二、经济效益全面下降“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政治动乱，企业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又加上内地建设中错误地强调了靠山、分散、进洞，导致了经济效益普遍下降，投入多，而产出少。最集中表现为，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下降： “一五”时期为 35 元， “三五”时期下降为 26 元， “四五”时期更下降为 16 元。在工业方面， 1965 年到 1976 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万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润由 20.9 元下降为 12.1 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 29.8 元下降为 19.3 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由 98 元下降到 96 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由 39.8 元下降到 29 元；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由 21.3 元下降到 12.6 元。实现利润和税金减少，但是所占用的流动资金和成本却不断增加。 1965— 1976 年，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由 25.5 元增加到 36.9 元；每百元销售收入成本由 69 元增加到 74.8元① 在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由1957 年的20元下降到1976年的 9.7 元。从 1966— 1976 年，其中有 5 年经营利润比上一年减少。到 1975年，每销售 100 元商品，占用资金达 61.16 元，比 1957 年多占用 15.98 元；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 309 页。
② 同上书，第 25、 23、 103、 27 页。
③ 同上书，第 25、 23、 103、 27 页。
④ 同上书，第 25、 23、 103、 27 页。
⑤ 同上书，第 25、 23、 103、 27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263 页。资金周转下降到 1.63 次，比 1957 年减慢 0.58 次；而费用水平则上升到 11.66％。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 83.7％，降到“三五”、 “四五”时期分别只有 59.5％、 61.4％。 ② 另外，亏损企业不断增多，如商业系统， 1976 年与 1966 年相比，商业部系统独立核算单位增加了 35％，而亏损单位却增加 1 倍多，亏损单位的亏损金额则增加了 2 倍多。三、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文革” 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损失达 5000 亿元，相当于 1949— 1979 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5/6。“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发展是“三起三落”，总的趋势是在徘徊中缓慢发展，有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年平均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 “三五”时期为9.3％， “四五”期间为 7.3％，到 1976 年下降为 1.4％（ 1976 年比 1975 年增长 1.4％）；工农业总产值： “三五”时期为 9.6％； “四五”时期 7.8％，1976 年 1.7％（ 1976 年比 1975 年只增长 1.7％）；农业总产值： “三五”时期 3.9％， “四五”时期 4％， 1976 年 2.5％（ 1976 年比 1975 年只增长 2.5％）；工业总产值： “三五”时期， 11.7％， “四五”时期 9.1％， 1976 年1.3％（ 1976 年只比 1975 年增长 1.3％）；国民收入： “三五”时期 8.3％，“四五”时期 5.5％， 1976 年为-2.7％（ 1976 年比 1975 年负增长 2.7％）。
①以上指标表明，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在明显下降， 1976 年则更是大幅度下降，国民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2.7％。我们再拿“文化大革命” 10 年与“文化大革命”前 3 年（经过调整后的国民经济）相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就更为明显。如 1963— 1965 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为 15.5％，而“三五”、 “四五”期间则分别下降为 9.3％和 7.3％。 ② 工业生产， 1963— 1965 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为 17.9％，而“三五”、“四五”期间，则分别只有 11.7％和 9.1％。 ③四、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混乱“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冲击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动乱中，国家计委受到严重冲击，计划工作几乎停止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关被冲击，计划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因此，所制定的“三五”计划只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提纲》，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四五”计划也仅是一个《纲要》，也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强调备战需要，把许多经济权力下放给行政机关。 1970 年批判所谓“条条专政”，把包括许多大的企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管理，并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这虽有利于发挥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但却造成了不少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地区分割、自成体系的现象。在地区之间，不能按照经济合理原则，发
② 《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 343 页。
① 《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21、 26、 30 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 21、 26、 30 页。
③ 同上书，第 26 页。挥各自的优势，组织分工协作，甚至以封锁抵制竞争，保护落后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而不少由中央下放的大企业，由于原来的面向全国的产供销关系被割断，地方又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不得不改为中央直供企业，形成多头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林彪、 “四人帮”大搞无政府主义，企业的一些正确的规章制度被批判，造成企业管理上的混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由于林彪、 “四人帮”大搞“穷过渡”，急于向更高的所有制过渡，在农村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在城镇取消个体经济，因而流通范围越来越小，流通渠道越来越少。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后，城市的集市贸易也全面封闭，从根本上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上，由于林彪、 “四人帮”反对按劳分配，取消企业奖金、计件工资和农村中的工分制，助长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文化大革命”中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而也影响到人民的生活。 1966— 1976 年 10 年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只有 1971 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其他年份从未调过。1966 年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工资为 636 元，而 1976 年下降为 605 元， ① 从 1966— 1976 年，平均工资下降了 4.9％。实际工资也下降，如以 1952 年为 100， 1966 年为 120， 1976 年下降为 112.1。 ②再从消费品平均每人生活消费量看，粮食 1966 年为 379.14 斤、 1976 年为380.56 斤，差不多没有多少增加。食用植物油， 1966 年为 3.52 斤， 1976 年下降为 3.19 斤，猪肉 1966 年 14.08 斤， 1976 年 14.76 斤，没有什么变化。煤炭 1966 年 208.75 斤， 1976 年下降为 191.15 斤。 ③此外，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0 年合计达 1600 多万人，给职工增加不少负担。加上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建设、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没有增加，许多轻纺产品质量次而价格高，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大批并缩，城市人民生活困难与不便，更是与日俱增。农民平均纯收入 10 年来没有增加，又由于林彪、 “四人帮”在农村大搞“穷过渡”、平均主义、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在生产上又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因此农村中广大农民终岁勤动，而收入很少，不少地区甚至求一温饱而不可得。 2/4 首页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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