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刘仲敬 如何评价刘仲敬在一席的演讲《缺少土豪的世界》?

简单地说,这就是本末倒置。

游士多还是土豪多,是由经济和社会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并不是说游士少了,土豪多了,社会就稳定了。而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土豪多起来了,游士无用武之地了;或者决定土豪过不下去了,游士开始受欢迎了。

游士不能决定大势,也不能“破坏”稳定,更不能“破坏共同体”。游士,是社会不稳定的结果。土豪消失是社会变革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就以他所推崇的“五月花的共同体”而言,如果五月花号到达的是南美洲,不管他们建立了怎样的文化、怎样的共识、共同体,建立起来的国家都必然是一个压迫性的国家,而不是北美的包容性的。

因此,为了社会稳定而去追求增加土豪,这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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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刘仲敬的思路。

首先要说的是,有一些人,总喜欢在讲述问题时动用大量不必要的概念和史学名词,有时甚至是自造的概念。有人称之为“炫技”。一般人也许会觉得颇为高深,“作者懂的好多啊”。而我就觉得,大白话能讲清楚的问题,非要引用几个典故搞的神乎其神,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什么是土豪?什么是“有机知识分子”?用大白话讲,就是独立于政府的基层精英,或者说是独立于政府的基层社区领袖。这些人我们曾经称为乡绅、乡老、长老等等( 指出这些人也是接受了政府的任命,因此不能算独立于政府)。在欧洲曾经是本地贵族、神父/牧师、绅士、行会主、工厂主等等。总而言之,就是本地人脉广泛、德高望重的人物。他们在本地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往往也有超过一般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

为什么刘仲敬很推崇这种人?因为他推崇英美的一整套社会结构,认为只有这套结构才能带来美好的未来。而英美的经典社会结构,就是以这些人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个个社区、团体。

独立于政府,因而才能制衡政府;基层精英,才能具备号召力,将周边人群组织起来。有组织的民众,才能真正与政府相抗衡,才能问责、制约。刘仲敬所谓“流沙社会”,就是缺乏自组织能力的社会,这种社会由于民众没有组织,因而缺乏与政府相抗衡的能力。政府会过大、过强,而不能实现诸如英美的政府结构。

另一方面,独立于官方的基层精英是意识形态的稳定器。向民众传达意识形态的任务如果由政府来完成,这结果我们大家都看得到,基本就是不信。只有从民众身边得到民众自己信任、敬仰的人那里说出来、论证的意识形态,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因为这些人不但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而且身体力行。因而可以令人信服。他们能够将周围的人团结起来。这就是刘仲敬所言,流沙社会的思想变化的很快,而土豪社会则很稳定。

所谓共同体,就是围绕在基层精英周围愿意跟随其行动的一个社区。这些民众尊敬基层精英,同意他的看法,听从他的指引。社区是一个基层精英传达意识形态的对象,也是基层精英制衡政府的力量倍增器。整个社会由这样一个个的社区构成,既有横向的(依居住地而组织),也有纵向的(依职业或政治观点而组织),一个人未必只属于一个社区。这样的结构,被刘仲敬称为“有机体社会”。每一个社区/共同体,就是一个细胞。各个细胞之间的联系、竞争、协作、制衡,就形成了国家的基本政治秩序。

而基层精英之间形成的共识,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一般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脱节,就可以通过基层精英来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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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讨论他的观点之前,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学人在寻求一种共识、底线?

这是因为,很多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论证到最后并没有实证的空间。一般的科学,所有的问题、争议,全都要归结到实证上面。无论理论多么天花乱坠,一旦实证发现不可行、得不到好结果,就会被抛弃。

但是很多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由于太过宏观,涉及要素太多,以至于无法完整地实践。甚至连结果的好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那么具体该选择哪种方针呢?这就需要有一套基本的准则来进行推断。

比方说,究竟该建立一个高福利国家还是建立一个低福利国家?无论哪方面都有正面的例子,也有反面的例子。而各个国家条件又不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基本准则,那么推演就可以根据这个准则来进行,不至于产生出完全鸡同鸭讲、无法调和的矛盾。

比方说,社会的共识是“竞争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就应该鼓励竞争,不应该建立一个高福利的国家,而应该把政府收入投入到培训能力等方面。如果共识是“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目标”,那么就应该把资源投入到高福利上,让每一个人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方向。

一个社会的共识也好,底线也好,说白了就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一套普遍接受的基本假设。从这些基本假设出发,可以对政策进行推理和判别。

目前中国左翼和右翼的整套基本假设都截然不同,完全没办法说到一起去,社会对于未来发展方向 甚至没有任何大致的构想。如果你问中国未来社会到底往何处去,中国的精英阶层自己都没有谱。左右派之间的争吵,到最后沦于主义之争,而不是问题之争。也就是说,双方完全不是在讲该多放一点盐还是多放一点糖的问题,而是一边在说只能放盐不能放糖,另一边说只能放糖不能放盐。双方缺乏一个讨论的共同基础、共同承认的基本假设。于是也就没办法就很多具体的问题进行有效的讨论,争吵到最后都是在吵基本假设,而不是具体的问题。这让很多人开始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感到绝望。

所以很多学人开始试图寻找一种共识,一种讨论的底线。

就刘仲敬而言,他认为寻找这种共识或底线是荒谬的,因为这种人为创造的东西本身就非常容易打破。真正牢固的共识,不同是讨论协商出来,而是依赖于土豪阶层的自发产生。他认为社会缺乏共识的基本原因就是缺乏土豪。需要先建立土豪阶层,才能谈得上共识。否则即便左右翼能够妥协,能够讨论出来一套共识,这种共识也是漂在空中,根本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贯彻到最底层的民众。这种共识,被打破只是时间问题。

总的来说,刘仲敬的说法,也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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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一个社会究竟会有怎样的土豪,这是由经济、政治、地理等多方面要素决定的。

中国先秦古典社会的解体,并不是因为游士太多,而是因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那一步。清末民初中国农业社会的全面解体,同样不是游士或土豪的错。

更进一步说,五月花号的约定能够持续下去,根本原因是北美的气候和矿藏。把他们送到南美去,同样一批人,肯定没办法建立同样的社会。五月花号并不是第一批殖民北美的。Chesapeake那批人比他们早十几年。如果北美和南美是一个情况,等到五月花号登陆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已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剥削型社会了。这批清教徒根本没有可能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同样的,中国现在是一个所谓“流沙社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没有土豪,而是因为经济环境不支持土豪的广泛存在。再这样一种情况下去追求土豪的产生,无疑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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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个人感觉他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推崇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就和因为想要飞翔就做两个大翅膀绑在胳膊上一样。脱离了社会和经济基础,徒然追求一种社会结构的表象。

从他的话语里面,你可以明显听出来,他想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整个社会恢复为古典熟人社会。

比方说他讲为什么要文明礼貌,就是因为对方与自己经常要见面,如果是陌生人,就不需要文明礼貌。说白了,这就是熟人社会的特征,也就是利用反复发生的人际交往形成人际之间的纽带,构成一种人际关系的软性约束。

古典熟人社会是回不去的。不但中国回不去,英美也回不去了。所谓共同体,在欧美也在逐步衰弱。过去对一个地区有极强自组织能力的教会,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少了。过去的农会、手工业协会,也基本不见了。企业主过去是极强的组织者,现在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展,员工很可能和老板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也不属于一个社区。

社区内的基层精英,学识见解,总是敌不过电视上、网络上的大牌评论家。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让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能看到的是欧美社会都在被逐步打散。这时候反过来追求一个以无数的土豪为核心的“分子化社会”,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美国社会的游士根本不是他所云的向政府献媚的游士,而是能够直面民众的超级土豪。或者说,土豪开始寡头化,每一个超级土豪的影响范围超越了地理和社区的范畴。美国知名保守派主持人Glenn Beck的影响力和政治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了任何过去意义上的基层精英。福克斯电视台可以24小时不停地制造、强化意识形态,过去意义上的土豪能做到么?

不但意识形态领域是这样,政治行动领域也是这样。占领华尔街是由哪些土豪发起的?Kalle Lasn甚至都不是美国人。发起者中只有Micah White是美国人。Adbuster甚至都不是美国的刊物。这个政治行动是在互联网上发起的,而行动的参与者是大量之前毫无关系的人。

所以,意识形态贯彻以及政治动员的模式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土豪”已经越来越无法与大众媒体上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相比了。社会组织模式变得更加灵活、敏捷,甚至可以说是散乱。社会自组织的核心,不再是土豪,而是无数的意见领袖,他们不停地争执、讨论。人们在传媒中各取所需。社会自组织正在超越地理、行业的限制。这对传媒,对教育,全都提出了前所未见的挑战。不少讨论目前美国政治僵局的书籍都开始探讨这些问题。

以为中国能够达到英美过去那种“和谐而稳定”的所谓“有机社会”,恐怕是过于异想天开了。英美自己都回不去了。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些基层人群比较符合那种“土豪-共同体”的趋势。但大致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的经济处境与传媒的接受度都和几十年前英美民众类似,在他们身上出现一种正在逐步退场的社会组织形式,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些人显然并不代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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