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接近7点，当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已经开始有刷屏迹象的时候，我心里不断嘀咕，诺贝尔奖真够政治正确的，这哪是颁布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诺贝尔政治奖。
阿多尼斯的确够有名，但坦白说，他诗歌的政治味儿还是常常盖过了文学味儿。当他的金句在西方世界流行以及昨晚某一个片刻在朋友圈流行时，我是那么怀念特朗斯特罗姆。这位2011年的诺奖得主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位获奖的诗人。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
我怀念这样的句子：
“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转瞬间点燃青草/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果戈里》，北岛译）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在厩中跺脚”。
（《风暴》，李笠译）
诺奖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吃瓜青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敢随便概括。但是，自从2011年的秋天，那位含着温暖的凉意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被诺贝尔奖介绍给我这个普通中国读者之后，每一个秋天，甚至每一个可能想起北方，想起安静的树林、秘密的黑暗的时候，我都会去翻开他的诗歌。
甚至，有时候，我只是找出那本特朗斯特罗姆诗歌集，看着用作封面的诗人头像，就会安静下来，会沉浸到时间的阴影里呆一会儿。
文学是面向每个人的内心，还是面向看上去更大写的现实，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的永恒困境。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特朗斯特罗姆就比阿多尼斯高明。文学史上的比较从没有结论。
我只能忠于我的内心说出我的真实感受，的确，阿多尼斯的很多警句、金句很好，但我确实不会再看第二遍。
比如：
“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
“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不，是生命在发号施令，死神只是忠实的记录员。”
阿多尼斯的大多作品都是这样的句子。
▲叙利亚流亡诗人阿多尼斯
在西方，在阿拉伯世界，一个流亡的叙利亚诗人，两大宗教文明之间的叛逆者和反思者，阿多尼斯用他富有宗教语感但又契合西方主流价值的警句、诗歌去描写目前世界最被关注的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宗教、战争，其巨大影响也可以想见。
但是文学作品的先天吊诡就在于，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间并不总是同构。
某种程度上，也许阿多尼斯打动了阿拉伯世界，但他在诗歌语言和技巧上的突破和水准仍然停留在艾略特、聂鲁达时代的水平，他的作品暂时也没有跨越宗教国家具有了类似帕慕克那样的让全世界拜服的普世性。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阿多尼斯近年来在西方形成了类似索尔仁尼琴、茨威格那样的流亡作家形象——极权的抗争者，自由的追求者。
在中东尤其叙利亚成为全球焦点的全球政治语境下，阿多尼斯的这种流亡作家形象的确带有了某种政治意味。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第一时间以为得主是阿多尼斯的时候，吐槽诺奖还是难逃政治正确。
我当然不否认阿多尼斯是阿拉伯世界罕见的诗人。
但是，诺奖毕竟每年只颁布一次，它需要在文学技巧的突破、文学水准的高低以及作品现实影响之间做出一个综合平衡。
诺奖当然不能不考虑政治，考虑所谓人类文明的平衡，但更应该考虑的是其作品本体。
我其实非常喜欢近几年诺奖人选。
每一个出来之前都不是大热门，我这个普通读者之前都没怎么读过，但2006年的帕慕克，2009年的穆勒，2011年的特朗斯特罗姆，2013年的芒罗，2014年的莫迪亚诺，2015年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每个获奖者的作品后来读到都令人欣喜不已。
事实上，这些作家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加。
（阿列克谢耶维奇）
坦白说，在昨晚7点形势突然逆转，瑞典文学院宣布鲍勃·迪伦获奖时，我被击中了一下，这一次，不是那种颁奖后半年看到作者本尊作品之后的欣喜，而是另一种欣喜。
因为他是鲍勃·迪伦，我听过他那么多歌，更重要的是，是的，我觉得，诺奖终于在文学性和影响力的平衡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人选之一，更更重要的是，诺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创举。
鲍勃·迪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人，这哥们儿的纯文学作品除了年轻时不怎么样的实验小说以及一本畅销自传之外，根本没有太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最为人熟知，影响力最大的当然就是他那么多的经典歌曲。
创举看上去都是形式，可是其本质并未改变，诺奖其实在这次评选中真正回到了它的本源，那就是文学性。
音乐有没有文学性？
即便在古典音乐时代，音乐仍然和文学天然不分家，更何况，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综合时代——
由于电视、互联网的大举介入，视觉系统、音乐系统和文字系统以及三者的结合载体已经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这个时代，最深刻、最打动人心、最普遍被接受的作品，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很难说它是纯粹视觉、纯粹影像或者纯粹文字。
所有的表达手段里，文学的确是综合来说最高阶的，但就算文学系统，也已经可以接受音乐、影像和现场表演扩大它文学性的外延，放大它的效果。
我相信，瑞典文学院绝不只是把这个奖项颁给鲍勃·迪伦的歌词，而是他综合的音乐成就。不只是鲍勃·迪伦的歌词反映了他的时代，他的音乐的编曲、唱腔乃至表演，都是每个对应年代最好的艺术镜像。
更何况，鲍勃·迪伦绝不是昙花一现。
他是六十年代垮掉一代迷惘一代的朗诵诗先锋，他是八十年代叙事民谣的集大成者，而近二十年，鲍勃·迪伦的音乐回到了诗歌的本质，更为纯粹，更为安静，没有了时代的喧嚣，但触到了文学的母题：
爱、孤独与自由。
所以，你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横跨流行音乐五十年，每个阶段都在不断变化发展进步，每个阶段都有他的文学成果及其影响力，这样一个流行乐坛现象级歌手，流行歌词写作的超级高手，我们说他是大文豪也并不为过。
瑞典文学院给鲍勃·迪伦的颁奖词是：
“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
怎样新呢？不妨看看他每个阶段的歌词。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蓝天？
一个人要倾听多少次，才能听见人们的呼喊？”
这是著名的《答案在风中飘扬》，宏大、激昂，美国60年代的象征。
“妈妈，把我的警徽拿掉吧，我再也不能用它了，一切正变得黑暗，黑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感觉我已经在敲天堂的门。”
这是鲍勃·迪伦70年代的《敲响天堂之门》，他的诗歌风格形成，看上去口语化日常化，却机锋四出，极具批判性。
“这是打开王国的钥匙 这是那城市；这是那匹瞎马 它领着你乱转；让鸟儿唱，让鸟儿飞。月亮上的男人回家了，河流变得干枯。”
这是鲍勃·迪伦90年代的《红色天空下》，诗人开始使用隐喻、意象，他的语言更为简洁，但藏着无数线索，他不仅是在写歌词，更在写一些小寓言，看上去不再和时代有关系，但深沉隽永。
……
饶是鲍勃·迪伦本人嘴上说不大看得上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他都应该带着他的吉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庄严大厅里给那些严肃大文豪们唱一首最新专辑的歌。
诺贝尔奖的权威度绝不会因此有任何损害，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诺奖的活力和开放，让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本源应该是什么。
在我听到鲍勃·迪伦获奖的第一时刻，我是惊喜，而第二个时刻，我会想，我们有没有我们的鲍勃·迪伦？
华语乐坛找了个遍，我想到的唯一可能接近的人选是罗大佑。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罗大佑的歌曲无论是内容的领域、歌词的深刻程度以及影响力，都应该是华语音乐难以超越的高峰。
他一样曾经像鲍勃迪伦那样愤怒，他嘲讽当时台湾的社会政治，批判现代文明的荒诞，反思都市情感和传统乡愁。他的相当多歌曲和歌词具有超越流行乐坛的社会影响。
可惜的是，罗大佑不像鲍勃·迪伦那样长青，他的作品影响横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最近十几年已经处于低潮。
不管怎样，我想，罗大佑本人知道鲍勃·迪伦获奖一定也非常开心吧。
全世界乃至全中国的音乐才子尤其歌词达人们其实都该开心，诺奖用实际行动证明，最震撼人心极具文学表现力和时代影响力的歌词一样是最伟大的诗歌，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想起一千多年的北宋，中国古代史上最有名的歌词撰写者，那位写下千古绝唱“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永。
他惹恼当局，被宋仁宗下了著名的四字批示：“且去填词”，从此以后，历史少了一个虚伪文官，多了一位白衣卿相，“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可是，终其一生，这位老兄也只是赢得青楼薄幸名，再未被权力青睐，死后居然穷到只能由青楼女子出钱安葬。若他得知后世的作词人有今日荣耀，不知会作何感想。
这就是历史的最可回味之处吧。
最后，送一张迪伦的壁纸，文字是早年和记者的对答，迷弟就是喜欢他这种拽拽的神秘感呀：
P.S. 大家有如何关于读书的疑问都可以问我，邀请回答或私信都行，能回答的都会尽量回答，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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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S.S. 另外，关于被鲍勃·迪伦刷屏，以及每年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装熟，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情感的廉价宣泄。对于这一点，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看看另一位早该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是怎么俯视众生的：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