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从汉到唐，主要是士族发展、繁荣以及没落的历史。特别经过唐朝武则天的打击和黄巢大起义，把中国的士族已经走向末路，特别经过五代的战乱,把几百年形成的南北贵族大姓扫荡,支撑唐代文化的社会基础士族制度彻底被摧毁了。到了北宋，随着科举制度繁荣昌盛，读书人走上了政治舞台，整个中国社会分裂三大块。
一、整个农村社会基础就是宗法社会。
宗族通过血缘关系的远近组成了宗法共同体,这些靠自然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而且它还与社会组织形式同构。
从周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宗法社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秦以前的宗法是家国同构,周人的宗子(家族领袖)也是天下之共主;
秦代以后到隋唐,也是一种宗法,这种宗法跟周代有所不同,其特征是与领主大庄园统治相结合。
宋代以后以土地和自然村的为主的宗法家族制度。
现在中国农村依稀还有这样的影子，象赵家村、李家庄、王家屯等等。村里的居民都沾亲带故，而最有实权的并不是上面派下了镇长乡长之类的，而是这个村最具有名望的人。象晁盖就是那个村的保证，而宋江一家则是宋家庄的族长。族长与乡长就是一人,保长之类自然由族长派。官府有事涉及某人都是先找族长的,如果没有大事一般宗法人不必自己面对官府。他们出了问题也由族中惩罚。其刑罚的严峻有时超过了官府,比如不贞的妇女往往要“浸猪笼”。宗法共同体对于族人是既控制,又保护的。就像现在农村办个喜丧大事，都由村里出头。一旦本村本族的人被外乡人欺负，可以联合起来一直对外。象现在打击拐卖妇女，解救受害人时候，警察也经常招到全村人的围攻和阻扰。在过去，宗族宗法制度就是整个农村社会的最稳定最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也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很少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当出现矛盾的时候，不是直接找官府，而是由当地宗族族长或者村长调节。这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
二、士大夫集团是统治基础。
宗法制度(各地都有强宗大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独立性，,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本来使地方势力崛起,形成许许多多独立的社会基层结构。皇帝高高在上，怎么来统治呢。于是派文人士大夫去统治,“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各地的地方官是不断地轮换的,地方行政官员一般都是朝廷外派下来的，要做官的文人士大夫就要全国到处跑,到老才能归乡。
这些具有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文人士大夫到处流动做官,把这些零零碎碎的分离基层民众整合到一块,成为的大一统的国家。因此,这种游宦制度,不仅在政治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文人士大夫们把文化从先进地区带到落后地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游宦的文人士大夫起了决定作用。也把各种行政法律制度,就要把推广下去。也把皇帝和朝廷的施政理念传达下去。当然官员下去的时候，来到新的地方，首先就要取得当地个宗族族长的支持。即便当今社会，这种趋势也还是有的，这里就不在说了。,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主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士人流动得到朝廷的认可,他们自己也把游宦做官引以为荣,能得到丰厚的俸禄与优越的生活，所以他们不会构成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力量，反而是维护者。
三、游离于农村社会的游民集团。
唐朝的文化中还有士族的贵族气。但是到北宋，就是文人气、世俗气,还有游民气。
唐代后期,氏族垮了，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社会动乱之中,一个人离开家乡的人往往要身单力薄，找一个同样的陌生人结成兄弟。这样就可以互相帮衬、降低风险。这结拜之风,也影响盛行于军中。五代虽然仅有五十多年,但它是中国社会一个演变时期。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兵痞和游民出身。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个流浪者出身。赵匡胤的父亲因战乱而流浪,路过杜家庄,佣工于此,被庄主所喜,遂招赘,生了赵匡胤、赵光义。赵匡胤是“一根棒子打天下”,也是把赵匡胤世俗化，游民化。这个时代夺取天下的游民都是以各种形式结合起来打天下,结拜为异姓兄弟是最为最初普遍的一种结合形式。“桃园三结义”的结拜模式就是宋代江湖艺人创造的，也正反映游民阶层的兴起。
游民主要是什么样的人呢？或是破产农民，或是犯了官司的人，或是赔了本的商人，或是想出人头地不安于现状的。象武松李逵就是属于在当地犯了事，不得不跑出来的人。吕方因为“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从而下海成了劫路的强盗;与他交手的郭盛也有类似的遭遇。石秀也是一个例子,因贩羊马赔本不得还乡,流浪他乡,变为游民,成为反社会的预备力量。但是实际中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的,他们才是游民的主体。
特别到了北宋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兼并的严重，使很多农民不得不离开故乡。特别宋金战争的的爆发，更使很多人离开土地，这些人被抛出宗法网络,就造成许多人“脱序”。解体的人也想求生,也要继续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就变成了四处游荡、到处觅求生存机会的游民。这些人自己面对社会，要通过自己奋斗,以博衣食。这样他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性格,从而形成游民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特别是经过元朝统治和元末农民战争，大量游民已经成为了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时候，为了生活，不能不揭竿而起，代表游民思想文化也相应产生，《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参加张士诚起义抗元起义。所以反映中国游民的生活的《水浒传》就此产生。即便到了明朝，随着工商业和经济的发展，离开土地宗族的农民越来越多，到了清朝，人口的增加，生活贫困，更多农民背井离乡，中国游民彻底成为了一个阶层，所以，这些三教九流人也得要有自己的处事规则和生活信仰，所以，《水浒传》能够一直流传开来。
说了这里，可以看出来《水浒》所以流传开来的原因正是中国最底层流民阶级的生存的真是写照。
那么《水浒》这部书有哪些特点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合游民阶层的特点展开而谈。
一、敢于把人生存发展放在首位
也许一些在底层的游民，听到《水浒传》的故事，第一反应是什么，首先是给他们一种理想的设定，当社会不在接纳他们时候，他们有权利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去取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头一次把草根命运个人生存放在整个国家的体制之上，书中倡导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思想意识———就是造反有理的游民意识。
《水浒》用生动的故事讲述当社会的黑暗时，个人走投无路是可以聚义造反的合理性。当社会不再给游民以生存空间的时候，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挺身反抗的。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安贫乐道，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封建社会就得要兼顾各阶层利益，不仅在考虑上层士大夫利益同时，也要考虑最底层的需求。避免社会不公，如果一味只是让人们忍耐，那么更多的不公正就会出现，无论怎么说，保证社会底层的每个成员能生存下来，这是古代统治者应该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就从这点来看，《水浒》具有一定的意义。梁山好汉的”劫富济贫“的思想，也是对社会制度不公的思考。为什么就要承认和接受这样的体制？当然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很难有这样精神的，因为他们毕竟在农村宗族制度管理和庇护下，还是屋上有片瓦，屋内有妻儿的。生活虽然不好，但是还能过的下去。但是对于游民来说一无所有，所以，要求革命的愿望就越强烈，首先就把自己生存发展放在第一位。甚至放在体制之上。这样的反抗精神就像是封建社会中黑暗的一点星光，虽然不大，但却闪烁。
二、敢于对人性基本需求的肯定
中国儒家文化强调是士大夫的“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特别“崇义黜利”，重农轻商，老百姓责任就是牺牲自己利益，维护封建社会的整个体制运行。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个人是应该修身养性，轻欲望，重名节。这点只是适合对于读书人和士大夫，可以对于普通人来说，要求有点太高了。老百姓不就图个温饱无忧么？追求生活质量和物质是对人性最根本肯定。
宋明两朝经济的发展，市井草根也开始追求自己的“利”了，宋江收买底江湖人士的手段之一就是靠送金送银拉拢收买人心。以“利”为“义”，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物质所具有的力量。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和吃好喝好，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而“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几乎是梁山好汉的口头禅。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口腹之欲的满足，这也是作者无疑认识自由快乐的生活首先直接表现于对物质的充分占有。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一点比给他们空讲“大义”更有意义！不受嗟来之食，是很崇高，但是草民做不到！空着肚子去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大义，草民做不到！让草根吃饱喝好，才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再看梁山众多头领，也代表着不同市民阶层，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摆脱了农业社会的宗法意识，也摆脱了实际的农民起义组织中所不可能没有的等级制度。这种带有空想性质的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社会理想、农民起义的政治组织，有着明显的区别。再看小说中大量描写到的城市景象、商业活动，无不打上了市井性质和市民阶层的深刻烙印。从这点看，不能不说是个历史进步。
三、敢于追求个性自由
自古以来上层的统治方式要通过构建人际关系来实现，受制于所处人群或族群个体彼此的人性空间。所以，离开了对成为人际关系基础的人性的观察，我们永远不能准确理解社会政治的真实结构和形式。如果在一个社会，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意识，把自我尊严和自由问题放在人际关系的首位，那么任何压制就都不可能，上层统治方式就要转变为关系协调，政治结构在这个社会就要发生根本的改变。《水浒传》对于社会政治结构最基础所在的把握。
在中国古代政治话语下，皇帝和官僚从来不会考虑到个人个性与自由问题，而是只需要讨论压制的限度---“有限压制论”（保障臣民活命的最低界限）才是主导的政治学说。百姓全是苟活，苟全者必然成全一个苟全式的政治社会。底层游民被压制到最底线的——只要能活命就行。正是这种性格弱点的林冲，也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性格特点，塑造了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专制式结构。专制社会的本质特点不在于压制一方具有足够的压制能力，而在于受压制的一方在心理或者性格上具有足够的忍耐能力。林冲、宋江等等都具备了这种受压制的忍耐能力，中国人的性格是塑造中国社会的关键原因。
作者写《水浒》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林冲与宋江同时，更用大量笔墨塑造几个人物，反映了游民阶级从心理期望自己的处境能够得到个性的解放，“梁山泊”成为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就成为江湖领袖的一种代称。而富有一种主动进击精神,追求自由的精神，“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神州”。其中就是鲁达最具有代表性，拳打镇关西，为金老汉声张正义。大闹五台山，不受体制的约束。武松也是不受压制的典型代表，为了自己哥哥怒杀潘金莲西门庆、大闹快活林、血溅狮子楼，表现出来的就是快意恩仇的个性自由。
用李逵的话说就是“我是先打后商量”,先揍你一顿再说。李逵不受主流社会的束缚和压抑，所以这种不讲理的,有时读者还觉得他很可爱，,这样典型的游民,天不怕,地不怕,以杀戮为乐事,不讲任何规则,取得胜利的机会就较多。可是对于遵守次序的人来说，这种人就是一种社会危害。所以，就必须谈到《水浒》另一个特点了。
四、真实反映了游民的反社会性
游民不希望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动荡才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如果一个游民来到了一个稳定的地方，全部按部就班的运行着，游民哪会有一点的机会。所以，游民有一种“乱世出英雄”观点，法制和伦理对他们用不重要，所以，李逵杀起人来谁也不管，武松在鸳鸯楼时，也把张督监全家及其奴仆全部干掉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正常的社会次序对他们也是约束。,游民本身对封建的宗法的君臣等级制度是天然的反感，更不可能按普通农民那样生活在宗法制度下，游民的个体是平等的，他们只能模仿兄弟关系,结合成大体平等的关系。结义是游民最简单的组织，往往称领导是哥哥，而不用三叩九拜的服从。,水泊梁山对于个人建立不是一个从上至下的组织机构，充其量就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能维持下去的原因不是纪律，而是义气，团队的目的也不见得多么高尚，就是金银。,
在现实中，这样社会组织是不能纳入主流社会了。所以水泊梁山好汉们发展也就出现问题。既不能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化，被普通人视为黑社会，又不能沦为封建体制的被压抑的毫无自由的个体。所以，作者一定要写招安，这也是游民的心理矛盾的反映，也是作者的一种思考，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体制的关系，个人的归宿又是什么，作者还是有了答案。首先他对宋江吴用归纳朝廷体制的人归宿就是结束生命，寓意不说自明。对于滥杀李逵来说，也让他不明不白的死去。 武松是天杀星，又断臂残疾，可见作者对没有对他有很多肯定，让他后期反对招安，征方腊以后经心灰意冷，在寺院图个清净，进行反思，至于反思什么，作者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性，找不到答案。倒是李俊后来跑到海外，自立为王，阮小七，绰号"活阎罗"在山野快乐终生，倒是一种很好归宿。这也算是作者反思后一种妥协吧。当然书中好汉中最具有正义和自由化身的鲁达，最后成了“佛”，可以说是最好的归宿了，可以看出《水浒》整部书的最后的观点。虽然书中描写游民阶层反社会化，但还算是没有偏离“侠义”这一主题。
书中水浒英雄好汉对家庭的认识往往也是反社会化的。游民没有家庭,有没有哪个女子愿意跟他们过这样的日子。行走江湖也不能拖家带口，所以，对于游民来说女性和孩子就代表着负担，难免对女性产生轻视。书中除了女头领以外，描写的女性恐怕真的没有一个是好的，全都是水性杨花的祸根。即便是女头领，看看孙二娘绰号母夜叉，顾大嫂是母大虫，连自己姓名也没有，更没有女性的样子。好不容易有一个扈三娘，结果自己父亲兄弟还被李逵杀了，与仇人入伙。特别还嫁给一个龌蹉无比的王英，真是悲惨。至于孩子，李逵让朱仝上山，结果摔死了朱仝上司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可见，游民社会对女人和孩子真正的态度。
《水浒》这部书，真正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游民阶层生活及其时代背景的百科全书，客观反映当时现实。即便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不失为一部好书。因为没有人能超越时代！
《三国》主要反映了最上层统治之间的权力的斗争与谋略。
《红楼梦》则反映一个士大夫贵族家族生活与没落的。
再看《西游》，孙悟空就是相当于一个地方------花果山的大家长族长，最后不得已与天庭的体制合作的一个过程。
可以说这四部书都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阶层人的命运归宿与思考。 7/8 首页 上一页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