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虽然具体政策未出台，但这个信号无疑会给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我们暂时假定这个政策会落实，来简单考察一下如下几个问题：
1：政策会如何落实
2：哪些人会失去工作
3：哪些人会得到工作
4：受影响的工种的工资会如何变化
政策会如何落实
该项调控的目标是人口总量。这样的政策一般对人口质量没有限制。我们知道加拿大有一套技术移民的优惠制度，但北京和加拿大的情况并不一样，后者的人口太少，而北京的人口适中甚至太多。北京的情况更接近美国，并不愁没有人愿意迁入。这样的地方更可能产生这种粗放的不顾质量只顾总量的政策。
美国有一个广为诟病的现象：当局对素质较低的拉美裔非法移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素质较高的国际学生把紧移民关口。这其中涉及到的是执法成本的问题。国际学生“赖”在美国的机会成本较高——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其他国家，例如加拿大，找到一份体面地工作并过不错的生活。而拉美裔非法移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躲西藏甚至暴力抗法，对他们来说皆非不可为。对哪个群体执法成本更低，显而易见。
北京和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拉美裔移民这样的亡命徒比例小得多。但与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相似位置的体力劳动者比例是相似的。这部分体力劳动者非法留京工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拉美裔移民——北京的体力劳动者既可以选择在周边的大城市，天津、石家庄、唐山等找一份相似的工作，也可以回自己户籍所在省的大城市找相似的工作。
与国际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位置相似的是外埠在京大学生、研究生。这一部分人留在北京的机会成本同样很高。一个侧面的佐证是：我的本硕同学中有家庭在杭州、南京、无锡、武汉、大连等地的同学毕业就回家找了工作，或者读了研究生再回家乡工作。
下面的问题是，这两个群体的机会成本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以至于对其中一个群体执法的成本要显著高于对另一个？我没有做过测算，不过直觉上是有的。外埠在京学生一生的收入会显著高于体力劳动者，更遑论体力劳动者进入北京劳动力市场时，往往已经工作/务农数年乃至十年以上。也就是说对学生群体执法的成本要远低于对体力劳动者。
这样，假如这个声明真的落实为政策，最优先的执法目标很可能是在京学生。
哪些人会失去工作
基于前一段的分析，这项政策若落实，首先冲击的是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初级工作——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就是你们的第一份工作。
多数用人单位会倾向于把（可能缩减的）户口指标用在已经工作了1-3年的员工身上，以减少这些员工流失对单位运行的损害。相应地，新招进来的应届毕业生得到单位户口指标的概率降低。这意味着面临工资总额约束的单位要么提高薪水，要么少招人。
对于有过3年或以上工作经验，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但不持有北京户口的在京工作者，我缺乏足够的数据来预测对他们的影响。我知道的是在美国，同一职位，给有美国身份和无美国身份的员工的工资是不同的，后者拿的更少。我不知道在北京是否普遍存在“京户与非京户有工作经验者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不过如果有，那么基于“补偿工资（compensating wage）”理论，在短期，对非京户有工作经验的员工，货币工资应该提高。因为他们得到北京户口的概率降低了，这个机会（经济学里看做一彩票）是他们的非货币工资（non-pecuniary compensation）的一部分。
如果前述的“彩票”的预期支付持续下降，那么这些员工的货币工资会进一步提高，以至于最终超出用人单位的承受能力——穷的单位毕竟是大多数。
所以，当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接近新的稳态后，这一部分有工作经验的，高学历的非京户员工将开始失去工作。如果对这个群体的工作机会造成的冲击依然不足以完成人口目标，那么依照对执法成本的分析，体力劳动者将开始失去工作。
哪些人会得到工作
这看起来很显然：北京户口持有者，无论学历，无论工作经验。
但是劳动力市场并非这么简单。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是技能，而不仅仅是人数。技能水平越高，供给一定越少，对于市场冲击也就越敏感。所以我想先找一个高技能岗位为例，来分析哪些人会得到这种岗位的工作。
尽管在经济学中对“高技能岗位”的定义更宽泛，但大家对“高技能岗位”的普遍认识与之差异较大。两者的交集中有程序员这个职位，这个职位也为用户所熟知。所以我选择这个职位。
在供给一侧，我们看到两类人：一类是拥有北京户口和工作经验的程序员，另一类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各高校相关专业中的京籍学生。前一类不需要培训也能展开工作，后一类在进入单位后，一般需要数月的培训才能走上正轨。
受影响的工种的工资会如何变化
“即战力”的存量就那么大。如果没有北京户口的“即战力”纷纷离职，对IT公司来说是不小的损失。他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向北京各高校开放实习机会，对实习生提供毕业后的雇佣协议来缓解问题。但这些在校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替代一个有5-10年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的程序员。如果这样的人在京户“即战力”中难以找到，那么企业很可能咬牙高薪挖外埠企业里的人。或者高薪挖奇货可居的京户程序员。
这样的例子我亲眼见过。我在波士顿读研时有个相熟的中餐厅老板。和他闲聊时听说波士顿中餐馆好厨师只有那么几个，到处流动，哪家给的薪水高就去哪家，有些老板甚至要远赴洛杉矶挖厨师。市中心几家中餐馆倒了开开了倒，与好厨师的流动关系很大——做的好不好食客吃的出来，做的不好吃就不会再去，并且“不好吃”的名声也会在不大的华人圈里传开。
中餐厨师在国内大部分城市的供给都较充足，但在波士顿这个北美较大的华人聚集区，因为地理隔离和语言障碍，这种技能的供给不足。所以当地中餐馆老板不得不为这有限的技能供给支付高薪。题目问的事情落实后，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的IT行业，我也毫不惊奇。
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中的一部分要留在北京呢？百度、搜狐这样的巨头当然能吸引和留住人才。但那些提供不了高平台乃至高基本工资的创业公司或者小公司，要怎么在北京生存呢？
它们逐渐退出北京，在技能供给同样充足但限制更少的西安、武汉等地落户，都是可能的。
这样的行业当然不止IT业一个。金融业可能是少数不会受到影响的行业之一，但它没法吸纳所有拥有本科以上学历，想在北京工作的人。等这些需求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规模缩减下来，对服务业的需求自然也降低——我们不需要那么多餐厅，也不需要那么多快递员和出租车司机。
各行各业的名义工资可能会有暂时的提升，但它们可能会被上涨的物价抵消。毕竟在北京卖什么东西，成本都提高了。
最好的场景和最坏的场景
在最好的场景，一个适度制定，合理执行的政策会使本地户籍的居民福利提高——工作压力降低、工资水平提高。北京的经济规模会有所缩减，但人均产出反而会提高。同时，被制度驱离北京的人才并不会凋零，他们会成为家乡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助力者。
——如果我的立场是为这个政策辩护，那么我会用如上的说法。即使我没有数据，也不知道这个政策具体会是什么样。
但在最坏的场景，一个不合适的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当政策执行方对市场预期没有概念或者无能为力的时候。北京人口确实多，市场确实大，老本确实有，但不代表它就能应对一切冲击。扬州府（无意冒犯，只是探讨经济政策）自古以来都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积累厚，市场大，人才辈出。但在79年以后经济的增长速度却差强人意，这是包括铁路择线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结果
中国目前还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不合适的经济政策会令北京的增长率低于其他省市。增长率的差异积累数年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个绝对增长率是正是负没有关系。我们真的能做到不在意经济发展水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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