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要感谢 ，提供了一个看这个问题的视角，并且提供了一些资料。我做的陈述，是在其工作基础上的印证，修正，补充，不过论点是略有不同的。
1、共产党财政收入有多少？
答：在46年初，折算成粮食不超过66亿斤（原先计算是46亿，经过更多的材料进行了修正）。这个数字和史料资料是根据权威资料《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45年-1949年）》推算而出，（出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史研究所，由江苏省财政厅官网引用。下有链接）： 按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6年10月对人民当前负担能力的估算，“平均每人最高不得超过4斗到4.2斗。一斗15斤粮食（《中国物价史》第450页，谭正熙），当时全国解放区人口1.1亿人，约66亿斤（如果考虑到西北解放区土地贫瘠，会更少些）。 至于说@纸糊算出120亿的这个算数错误的地方在于，当时是战时，依靠政权背书货币币值不稳定，加上解放区80%的产出都是农业，所以中共的收入采用粮本位制度，所以已经将各项收入折算为粮食，所以不应该再除以分数。这点在《华北解放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45年-1949年）》和《东北解放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45年--1949年）》都说的很明白，我引用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由于解放区的各种条件不同，所以关于粮款的征收方法也并完全尽同，晋察冀、晋鲁豫根据地实行过统一累进税，所以现在只征一种――公粮。但为了便于人民缴纳，又采用了“军需民有”的办法，就是说，凡是公家需要而人民双有剩余的物资（如柴草、布、棉、特产等）都可用以折顶公粮。 "
财政负担中公粮294石，村财政及其他各种花销为583880元，折粮29石，共负担323石。
土产收入减少1亿斤。收入由于实行统一，机构变化，烟酒生产缩小，估计最好只能完成一半（1亿斤），在支出方面，增加因素很多，包括陇海作战费，支援西北、军工、新兵、军委制图费等，共追加1.28余亿斤最明显的是东北解放区的数字：
东北解放区的税收收入，47年度（1月至11月底）收入达135957101579元，
以虎林西岗村为例：……162劳动力每人负担15.8个工，折粮1石1斗。财政负担中公粮294石，村财政及其他各种花销为583880元，折粮29石，共负担323石。
通过以上计算可知道，东北解放区的折价标准为一石粮食20000元（当然是边区票之类的解放区货币），1石=10斗=150斤（中国物价史450页），所以1947年东北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1亿斤的样子。
2、同期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多少？
内战全面爆发的1946年，国民党政府收入2.1万亿，（按照网易资料，下附链接）。按照后来非常广泛引用的资料，同按照《中国物价史》，奉贤粮食价格为4.27万（法币）每石，折算下来，也就是73亿斤，确实，比解放区的优势并不大，国民政府为了供养430万，3倍于共产党的军队，在国民政府收入2.1万亿的情况下，支出达到7万亿。竭泽而渔，掏空底子打仗。
以上说的是增量，存量（既有资材）方面，国民政府富得流油，
“1945年底，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达到其历来的最高峰，为85805万美元，其中黄金为568万盎司。1947年孔祥熙赴美定居以前，对旧友表示“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事实是，到1947年2月，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三是抗战胜利后接收的实物物资。苏浙皖区接收物资实物即有棉纱4万件，棉布454万匹，棉花9.7万担，黄金51万两，白银857万两，住宅2424幢，办公大楼75幢，店铺283幢，各种船舶1603艘，各种车辆6229辆；1946年仅上海变卖的接收物资收入即达6698亿元。”
土改本质不是经济账，而是军事账，土改的重点不在于剥夺获取的地主阶级的财富，而是把广大的农民直接带入到了战争中来，广大的农民不光是税基，而是战争总预备队总后勤队。为了交换（或曰保护到手的）土地，农民不仅出税，更重要的是出人，出力，共产党每场战斗，其后勤保障无论是物资征集，运输，都可以做到直接动员老百姓参战进行劳动力支持，这些不是经济账上会计条目，但对于军事来说是巨大的战略资源，淮海战役百万民工小推车上前线就是登峰造极的代表。
由于土改，共产党直接征发民力就有了法理基础，『赖以为生的土地是土改发给你的，理所当然交纳赋税和从差遣。』事实上，解放区开战前只有正规军130万，但是号称有民兵1200万。解放区的农民，除了交纳租税，还需要按需提供劳力，包括运输，架桥，押俘，解放区成年女子要做军鞋，提供军用物资，全为法定义务。解放区进入了『全面总动员』状态，变成了彻底的战时体制，这种体制的军事动员力量是远超过经济的，而国统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点。
据冀中区的《支前工作总结》所说：“冀中区自1947年4月6日石东战役至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在为时将近二年中，先后组织了500万民工及力所能及的财力物力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担任着战役中担架，运输、架桥、修路、破路、押俘，甚至配合战争等等重要工作，有力的支援战争，保证了战时供给，并经历了石东、青沧、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平津等18次战役，在战役中完成了任务，加强了军民团结，提高了全区人民的觉悟。（冀中区）
两年来共动员民工个，大车340604辆，担架85286付，民兵1101个连，船5940只，破击、修路、架桥共用民工个（此数在总数以内）出勤数字加以全区动力相比，人力平均负担4.77次（以个青壮年计），大车平均负担5.24次，牲口平均负担2.08次，每次多者数月，少者十余日，此外并支付了斤粮食（包括部队用及民工用，其中有小米，麦子，花料），斤木柴，斤花料，和大批的副食品，供给了前方需要。
1948年2月13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东北解放区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勤务条例》。
第二条：凡解放区之人民，年在17岁至50岁之男子、18岁至45岁之妇女及人民所县有运输力之牲畜、车辆、船只，均有担负战争勤务之义务。
第三条：战争勤务之种类及负担规定如下：
一、 运输勤务：包括前方作战部队之军需弹药、粮秣、被服、医药器材及后方医院转移等项，主要由车辆、船只负担之。
二、 担架勤务：包据抬送伤病员接站递送，主要 由壮年男子负担之。
三、 招待看护：各兵站招待看护等项工作，得由地方临时动员本屯及附近村屯男女负担之。
第四条：民工及车辆应服务之工数……
所以说，由于体制上和组织效率上的差异，论纯粹国力账（政权的力量），共产党政权由于进入彻底的战时总动员状态，和松垮国民党政权已经达到可以一战，而在军事战斗后勤力量上，共产党政权远胜于国民党了。
由于一直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所以共产党军队一向是就地补给，打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土改，就地获得后勤（不是全部至少有大部分）。孙子兵法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兵法里面里面的千里溃粮这件事共产党打几十年仗几乎从没有碰到过，直到走出国门在朝鲜战场上不能靠这种方法，中共才意识到，这样的军队是打不出国门的。在朝鲜战场上的几十万部队需要的战争资源，比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200万军队主力决战还要大。在朝鲜战争初期，出现穿着夏装进冬季朝鲜战场，冻死比战斗减员多。炒面补给，礼拜攻势（李奇微发现志愿军战略攻势只能维持一周，因而得名。）的情形。因为一次充足战略补充之后，志愿军的补给全部自己携带，只能携带一周的口粮和弹药）。就是后勤对战争的决定性作用。
扯远了，回到原题。全民皆兵，完全动员，就地补给，就是满清八旗入关可以横扫晚明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清几万人，全是兵，而明朝人口虽多，都是农民。同时这也是历史上蛮族总能击败文明程度更高的文明国家的原因，（前提是武器和军事技术没有代际差异）。因为所谓蛮族，从世界史角度上来说，就是那些无法靠自生经济如农耕养活自己，而依靠武装劫掠才能生存的种族。我国在宋元史上是最为明显的，宋首先败于辽，辽在文明化（或曰汉化）之后灭于金，金又灭于蒙古，蒙古以蛮族中的蛮族姿态收拾了欧亚所有文化，经济更为先进的国度。这就是一个纯粹军事民族所能展现出来的战争力量。大学教授挣得多，教育也多，可要打起架来比不过初中毕业的二流子。一点儿也不稀奇，暴力之所以作为推翻政权的手段，就在于这种『降维攻击』能够绕过敌人的在整体经济力量上的优势。
还是那个不恰当的例子：二流子本来就没有什么『经济』可言，有的就是两膀子力气一条烂命，到街上去打劫个大学教授，大不了在牢里吃两天牢饭，经济又不会崩溃。但是如果倒过来，大学教授主动把二流子打惨了（假设他能做到如此），去牢里吃饭，那月薪2万的工资可就不发了，家里的『经济』也就崩溃了，这大概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深层次原因。
所以在军事这个地方算纯经济账是无法比较的。
解放区之所以不存在经济崩溃，因为解放区的全体军民，已经基本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经济，而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然后把所有资源和人力投入到了战争中去，成为一个战时体制的『农耕—军事』集团。
国统区的大城市经济经济不同，依赖工业，工业增值决定于商品流通，而国民政府用超发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掠夺工商企业及老百姓的家底，直接导致工业生产的循环，采购——生产——销售——再采购环节被打断了（因为价格一日三变，大家谁也不敢买卖，自然无法生产），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实际上决定胜负的是体制，组织效率（国民党的腐败就不论证了）和最终形成的军事实力。
国民党财政收入：
关于法币币值（这个说法被广泛引用，上过历史课本，最初来源是《中国物价史》）
华北解放区
东北解放区
关于国民党的内战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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