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税收不是多多益善的，而是够用就行。今年目标1000亿，如果收上来1500亿，明年给你的指标就是1600亿了，你怎么破？更重要的是，在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多半是要上缴中央财政的。例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地方拿小头，费半天劲，主要是替中央去收税，很不值当。
对企业来说，查税查的严了，成本就上去了，要么竞争不过查税不严地区的同类企业而破产倒闭，要么就干脆细软跑，把企业搬到查税不严地区。最后反映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不仅意味着流失税源，而且意味着经济总量下降、就业岗位减少，这才是真正要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老命的。
所以，地方政府如果有的选，更倾向于把钱留在企业手里，就算你不发给工人，老板自己也要消费的对吧，就算老板有个败家老板娘天天海淘买进口货，但最大的开销肯定是买房，对吧，只要你在当地花钱了，就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就是给地方官员创造政绩，为什么要把钱收上去给中央呢？就算你是贪官，直接从国库里贪污款项，千难万难，你去看近年来查处的贪官污吏，贪污的极少，受贿的极多，与其收上来再去国库捞，不如直接去企业老板手里拿，这样搞腐败，没有财政这个中间商赚差价，老板少支出，官员更安心，双赢。
结果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竞争，进一步推动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偷漏税企业相互压价，迫使其他地方政府减免税、企业偷漏税，否则无法生存。最后把出厂价压低到合法纳税就会破产的地步。这些企业看似赚的是利，实际上赚的是税。最终，这部分税的确能够让给最终消费者，但政府的财政支出一直在扩张，这个地方被偷掉的税，只能在别的地方收回来，税收收入让给你们了，那只好在非税收入上打主意，而最大的非税收入自然来自于土地出让。这对普通民众而言，其实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在经济繁荣时期，大河有水小河满，这些偷税企业还能勉强维持，而到了经济萧条时期，首先面临危机的就是这些企业。而政府来自于土地出让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又不得不调转枪口对准这些企业。这又导致这些地方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恶化。
在这个问题下提到过山西省陵川县，那么就接着以陵川县为例去说。
这里引用过该县财政局公布的2013年1-7月份的分税种完成情况：
统计期间，增值税比去年同期下滑了55.54个百分点。而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来自于商品交易。而增值税由于稽查、处罚力度极大，虚开增值税发票甚至可能会判死刑，所以偷起来难度大，同期比较是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增值税收入的腰斩，差不多就意味着商品交易总量的腰斩，经济运行面对极大的困难。而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居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从账面看，企业只卖了去年一半不到的货，却能够赚到比去年多得多的利润，可能吗？
很显然，地方政府为完成年度税收任务，在加大稽查力度，增值税往年偷的少，能够通过稽查挽回的余地不大，只能在所得税上打主意。甚至不排除要求企业、个人补缴往年偷逃税款（猜的）。而到了2015年，终于把这些企业榨干了。年初，北大心理系毕业的县委书记还在喊：
要积极联动配合，加大综合治税和监管力度，做实做细征收工作，堵塞税收漏洞，切实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要清醒认识当前陵川县财税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扬长补短，拾遗补缺，增量提质，充分挖掘税收增收潜力
然而已经挖不出来了，2015年1-12月，全县财政总收入应该完成44067万元，实际只完成了22128万元，只完成了一半。比起2012年的42787万元、2013年的42245万元，差不多也减少了一半。地方政府不知道杀鸡取卵的教训吗？当然知道的，而且前面说过，正是因为这种与企业的共生关系，他们才默许企业的偷漏税行为，甚至一些地方会主动提出减免税的优惠政策。但财政预算支出有刚性，而中国存在着的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过。
这里所谓的事权，名为权，实则义务，或者更通俗的说，就是锅。指的就是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的责任。还是以山西省陵川县为例，我们看县级公共预算支出构成，开销最大的，是教育、医疗、社保。加起来占总支出的51%。
这些开销，根本减免不了，只能逐年递增。尤其是教育支出一项，就占到当年财政总收入37086万元的绝大部分了（该县财政主要还是靠上级转移支付维持的）。你看这个饼图，哪一块能因为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腰斩就减免？只能逐年递增。而无论减少哪一块，轻则引发怨言，重则闹出群体性事件，甚至引来记者搞大新闻。比如上面提到的民办教师月薪150元这样的大新闻。
那有什么办法呢？就算是下金蛋的金鸡，也只能杀了先，虽然明年形势会更恶化，但万一明年就出台新政策了呢，万一明年就加拨转移支付了呢，最后，万一明年就调走了呢？
这种财政支出和收入倒挂的背后，又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带来的。比如说陵川县，我当然没有去过，但是从五普和六普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比较，该县人口在十年间减少了7.37%，很明显，是一个人口流出地区。这些地区流出的人口，很显然是青壮年人口，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人口。年轻人走了，不在当地纳税，却留下老人在家看孩子，孩子上学要教育支出，老人看病要医疗支出，这些都是人口流失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得不背的锅。
所以，对当前“供给侧改革”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方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对于上文提到的陵川县这样濒临破产的地方政府而言，名义上的减税政策很难真正落实到位。因为实际税率并不取决于文件规定，而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税收稽查力度。在财政危机面前，这个稽查力度必然是会加大的，而且这个稽查力度加大，还没有任何办法约束：人家手捧税法依法征税，这是依法治国啊。相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财政充裕，落实减税政策自然更加积极。
例如以下两则新闻：
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度北京市3585户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108.03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在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中，内资企业占比达87.67%，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技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及生物与新医药技术三大领域，其中，85.63%为纳税500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
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本市为转型升级企业减免税收额达到979.5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创新企业享受税收优惠290.6亿元；支持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累计减免664.8亿元，占比近68.3%；节能环保型企业减免3.52亿元；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减税19.03亿元。
这样一来，结构性减税其实就是减京沪等发达地区的税，反而增山西这样的落后地区的税，用山西去补贴京沪。
当然，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是支持的，我又不是山西人。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