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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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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常有人说，穷人穷是因为懒惰、愚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很多穷人因为学历不高而找不到好工作，而这是因为他们从前成绩不好，是不努力学习或者天生愚钝的结果。
的确，个人的智力和主动性毫无疑问会影响学业，影响未来的收入。但是，我们要问：难道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会影响其子女的智力和学习主动性及其发挥吗？
恰恰相反，这个因素的影响非常重要。
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智力的培养。
教育资源、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必多说，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都能对智力产生很大影响[1]。中国农村地区缺铁性贫血、寄生虫病泛滥成灾，农村学生认知水平和智力水平受到了巨大损害。有学者指出：给贫困、农村地区学生每天2毛钱补充维生素，每年2元钱驱寄生虫，就能显著提升这些学生的成绩，但政府对此投入乏善可陈。
其次，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智力的发挥。
美国学术期刊《心理科学》在2003、2011年曾刊登过两篇论文[2]，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间的基因差异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而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体优势则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从而使基因差异占更大的比重。比如：在低地位家庭，基因因素仅占7岁儿童智力测试成绩的10%左右，在高地位家庭，基因因素则占其成绩的70％以上。
举例来说，假如你和你兄弟出生在穷人家庭，你天生就有音乐天赋，你兄弟没有，然而由于家里没有钱培养你学音乐，因而你最终很可能和你兄弟一样，并没有什么音乐成就；相反，如果你们生活在富裕人家，你的音乐才能就能得到培养和发挥，最终你的音乐成就就远远地高于了你兄弟。
最后，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不听话”基因之作用的发挥[3]。
2008年，撒内汉等学者的研究指出：如果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并且父母经常参与他的学习活动，同时学校教学质量较好，那么，DRD2基因（通俗地说，拥有该基因的人更“不听话”）对升学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
国光等学者的研究也发现：DRD2基因和MAOA基因（另一个“不听话”基因）的遗传影响是有条件的。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能够发挥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效应，那么遗传变量对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相反，如果家庭、学校和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社会控制较弱，那么遗传变量对越轨行为的影响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当我们说“除了环境因素，基因等因素也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连遗传基因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本身，都是由环境、由社会阶层决定的。
由于环境的影响，穷人子女的智力发育可能会受到阻碍，其所拥有的优势基因也很难发挥作用，同时还受着劣势基因更大的影响。穷人家庭还可能因为经济状况而不能支持子女上学，即使其能力本足以继续读书。
总而言之，各阶层子女之间学业成就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因他们成长的外部环境不同而造成的。
而如今，各阶层子女间的升学差距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许霓妮等学者指出[4]：2010年，15-17岁学生的高中入学率只有52.9%。2007-2013年，每100个进入初中的贫困农村学生，只有69人能毕业，46人能进入高中，37人能从高中毕业。相比之下，约有90%的大城市学生能进入高中就读。
学者王伟宜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5]：辈出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该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最高的阶层，是私营企业主阶层（5.93）。其辈出率是最低的无业失业者阶层（0.47）的12.6倍，是工人阶层的7.8倍，农民阶层的10倍。换句话说，企业主子女比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要高十倍。
2013年，王伟宜一口气计算了1982、1990、2000、2010年的数据，得到了这样的结果[6]：2000年之前，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逐步扩大，在2000年达到了43.6倍，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农民阶层子女的43.6倍。
2010年阶层间辈出率的最大差距有所下降，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入读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工人阶层子女的30.1倍。作者推测，重点大学中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阶层子女比例的减少，一方面有大学扩招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获得了更好的教育机会。2010年有20万人因出国留学而放弃高考，占当年录取人数的3%，这里还未计算从中小学就出国念书的学生。
所以，当我们说“你又不是大学生，当然收入低”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将原因简单归于当事人的不聪明或不努力，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家庭“原本就收入低”。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那样——教育总是有助于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让穷人的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继续受穷，是教育系统的客观要求，是不平等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
试想，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在这个社会可能实现吗？即使我们通过向富人征税，做到了公立学校资源平均分配，使农村孩子也能上高质量的中小学，我们又能阻止富人选择更高级的私立学校吗？我们又能阻止他们利用自己的收入替子女购买丰富书籍，请高级家教吗？
试想，即使人人都拥有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得到高级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而高级高薪的工作依然是有限的，这个时候，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做那些低薪的工作呢？他们的心理将产生多大的落差？这难道不是反而不利于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定吗？不平等的社会本身就不需要平等的教育。
归根结底，穷人受穷的原因还是要从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中寻找。
二
穷人之所以穷，其根源还是在经济制度之中。具体地说，就是穷人作为劳动者的待遇太低了，或者欲劳动而不得。
那么，穷人的劳动待遇究竟如何，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囿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说的穷人，主要指的是受雇佣的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占据了就业人口的35%左右，而另外占据35%的农民群体，他们要么作为前者的家属分享其收入，要么大多在未来也将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工人。对于这个占就业人口70%的群体而言，他们毫无疑问是穷人群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工人群体。
在农民工中，也有16.6％的人是自我雇佣者，例如小摊贩或小店主。此外还存在一定比例的城市贫民阶层。虽然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他们与受雇农民工一样，也处于被资本与权力挤压生存空间的境地中，而且在后者身上，这样的矛盾体现得更为突出。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受雇佣农民工的情况，就是因为穷人贫穷的原因在他们身上的体现更为鲜明和典型。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我国2.77亿农民工月平均工作25.2天，平均每天工作8.7小时，合计平均每月工作219.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的每月劳动时间为166.6小时，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可见，我国农民工平均每月超时劳动16.6小时。
在富士康等企业，工人们在生产旺季的平均加班时间能达到80小时一个月，有些工人甚至加班160小时[7]，达到了19世纪欧洲的工时水平。在有的企业，工人们还会被要求“义务”加班而没有加班费。
有的企业的工人工资的确高于平均水平，但他们的劳动时间与强度更是远高于平均水平。譬如华为的工资高于业界平均水平，然而其工作强度又比平均高出更多，正如任正非自己所说：华为要让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8]。工人们的劳动越辛勤，受到的剥削反而越深重。
李钟瑾等学者认为[9]：“工资过低和超时劳动是现有发展模式的一对双生儿。正是因为过低的工资不足以让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获得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再生产的收入，所以才会出现普遍的劳动超时。”
他们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根据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定的生存工资，平均为当地法定最低工资的2.3倍。东部地区的平均差距高达2.5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差距也分别有2.3倍和2.1倍。
因此，1.5亿外出农民工所面临的事实就是：“如果只在正常时间内工作，那么就必须依靠农村维持家庭再生产；而如果要使家庭在城镇生活，就不得不超时劳动。而对于占农民工总数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超时劳动将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为他们更期望留在城市生活。
以深圳市为例，法定最低工资2030元，“生存工资”应为5000元左右，占当地社会平均工资（8141元）的60%。笔者在调研中观察到，在深圳市，2千多元属于收入最低的岗位，一般由待遇要求低的大龄工人来从事。3千多元是在外来工中比较普遍的工资水平（对于普工而言，也要加班才能达到）。如果级别高一些、技术熟一些、待遇好一些、加班多一些（在富士康就是160小时），可以拿到4、5千元。而即便是竞争很激烈的管理数十人的中层，底薪也就是6千元左右，算上提成等，也许才能达到社会平均工资。
可见，对于大多数基层劳动者来说，若要满足在城市生活的需要，就必须拼命工作以拿到4、5千元的生存工资。对于大龄工人来说，他们一般还有子女赡养，也不计划留在城市养老，因而大多不必争取这份收入（由于他们的年龄限制，也很难争取）。但对于承担家庭重担和消费需求更大、更愿意在城市安家的中青年工人而言，这份收入就是宁愿超时劳动也要努力争取的了。
除了压低工资，让员工超时加班，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还可能会通过以下种种手段支配工人，损害工人的利益：
首先，很多企业不为员工缴纳社保，有的企业甚至自创一套缴纳办法来忽悠员工，置其养老、医疗、工伤等权益于不顾；很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以便于自己欺骗工人、规避责任；还有很多企业通过种种办法避免与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以图掌握灵活辞退员工的权力。2014年，购买了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比重仅为16.7%。2015年，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6.2%，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比重仅为12.9%。
有的大企业在社保和劳动合同方面依法办事，但为了抵消成本，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它们与学校签订协议，大量招收学生工[10]。据笔者观察，在有的部门，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能达到70%以上，例如高档酒店的餐饮服务、迎宾接待等部门。学生工为这些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因为其工资可低于最低工资限制（在深圳就是不到2千元），也不用购买社保，而且每年都有稳定的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企业不按法律支付加班费，200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1/4的农民工表示加班没有加班工资[11]；有的企业设定过高的生产指标，提高强度而不涨工资；有的企业玩文字游戏、数字游戏，工资明涨暗跌；有的企业随意克扣、拖欠工人薪资；有的企业大规模使用派遣、外包工，从而利用廉价劳动力，规避社会责任。
根据2015年发布的多校联合调查数据[12]，高达53.4%的建筑业农民工在2014年遭遇欠薪，结清工钱的（包括通过讨薪而结清的）的比例只有60.2%。有10%的建筑业农民工在2014年颗粒无收。在建筑工人讨薪所涉及的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会组织中，介入频率最高的是劳动监察部门，但其介入的无效性和不作为的比例高达65.2%。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监察作用。
2011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经达到6000多万。国有企业成为劳务派遣用工泛滥的重灾区，部分央企甚至有超过2/3的员工都属于劳务派遣。在有些央企分公司，派遣员工比例更是高达80%[13]。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企业管理粗暴，工作环境恶劣，不惜严重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有的企业面对工伤、职业病，采取罔顾法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谓铁石心肠。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广东省在2012年内光是官方认定的工伤受害者就达到19.6万人，占全国同期工伤个案总数17%。2014年的《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当年全国共报告29972例职业病案例，其中89%为职业性尘肺病。2013的一则报道称[14]，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而获得一次性赔偿的患者，有78%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大爱清尘”的志愿者们发现，每年在贵阳市肺科医院治疗的尘肺病患者约300余人，其中仅有不到20人成功索赔。
对于工友而言，获取赔偿的法律程序异常痛苦。由于企业用工不规范，大多数工友很难收集齐索赔所需的证据。从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直到最终索赔，有关机构往往全拖到最后时刻办理完毕，使得时长可达1149天。如果用人单位不服而提出仲裁，最长则需要1514天。这还不包括对存在过错的用人单位要求民事赔偿的诉讼时间。甚至，还有一些诊断、仲裁机构被企业所收买，刻意阻碍工人获得赔偿。很多人因为缺乏时间精力与经济条件而放弃了索赔，很多职业病人还未走完程序便已不在人世。
最后，很多企业会想法设法地阻碍工人的团结与抗争。比如拆分同乡、同学，避免跨部门、跨地区的交流，从而避免工人之间的团结；在对话谈判中，有的企业会许诺空头支票，欺骗工人、拖延时间，除非工人罢工逼迫其拿出诚意；而面对罢工，有些企业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恶意解雇组织工友维权的工人代表，或者内定、收买工人代表，利用胡萝卜加大棒分化工人，甚至利用黑社会，乃至国家机器来打击工人。
在劳资纠纷中，政府往往不作为乃至偏袒资方，因为资方的效益关系到他们的政绩、福利乃至一些非法收入，而同时工人又难以给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在以往的多起案件中，就发生过警方直接进入厂内强迫复工的情况[15]。
尽管现在直接施加在工人身上的压力或有减小，但施于劳工NGO身上的压力却愈发增大。伴随着有关法律的实施，劳工NGO现有的协助工友维权的一些行动，将更加难以进行。缺少了一些帮助和指导，工人的维权乃至罢工将更有可能遭遇失败。
尽管我国的一些法律给予了劳动者很多保护，但是这些法律并不是工人通过斗争争取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地赐予的，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充足的力量支撑其严格地实行，甚至还很容易被修改、抛弃。
事实就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企业利润率下降，政府高官频频发出“《劳动合同法》偏袒工人，有损用工灵活性”之类的言论，甚至“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被写入了中央文件。
一些原本在逐步推行的有利于工人的举措，也被搁置、取消，比如工会的民主选举、集体谈判等。更别说原本就不利于工人的规定了，比如两天内死亡才算工伤，被欠的社保只能追缴两年等等，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被取消。这些现实都反映了工人与资本在政治领域中的力量对比。可见，工人可谓是处于资本全方位的支配之中，无论是在工资工时方面、社会保障方面、身心健康方面，还是政治权力方面，工人都处于力量对比中劣势的一方、利益容易受损的一方。
尽管不可能所有资本家都是黑心老板，党政机关也不可能始终都只考虑资方利益，但正是现存的权力关系使得这类损害成为可能。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资本对工人的支配，我们就称为“剥削”。
工人的失业也是资本在另一种意义上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必须维持一个庞大的工人后备军，来刺激他们的雇员为了防止被取代而拼命工作。部分工人的失业与部分工人的过度劳动是相辅相成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无计划的产业更新，也使得许多工人在被机器排挤出企业后，一时间无所适从，工作待遇、生活质量顿时下降。由于资本逐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是导致工人遭遇此种情况的罪魁祸首之一。
穷人是受剥削的一方，这就是这一问题最关键的答案。
如果有人说，工人的工资纯粹就是由市场贡献所决定，而不是力量对比的结果，那他就绝对忽视了工人数百年来争取权益的斗争，从而抹杀了资本与工人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事实证明：在资本支配工人的总体上始终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如果工人通过团结增强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工资等待遇无疑会有一定的提高。
正是由于工资过低、工时过长，1886年5月1日，美国数十万名工人才会走上街头，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最终在1938年迫使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平劳工标准法》，设定了最低工资与最长工时。现如今，我们虽然依旧纪念五一，但它却成为了消费主义的黄金小长假，而无人关注八小时工作制仍未落实的现实，这真是一个十足的讽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通过论述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指出了：“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国家法律对工人工时的各种规定，“绝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16]
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还会有种种不同的内容。例如要求付薪、涨薪、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物质利益，反对综合工时等损害工人利益的制度，要求集体谈判、建立民主工会等劳工权力，乃至更进一步的政治性诉求。如果不是历史上这一次次的斗争，即使企业生意繁荣、利润丰厚，工人的待遇也未必会自动提高。2010年发生在本田汽车厂的罢工，就是因企业利润丰厚但工资过低而引发。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只要市场允许，资方将尽可能地提高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尽可能地使工人耗费更多的劳动，尽可能地占有工人更多的劳动，孤立的工人处于完全的弱势中。
这不仅是因为有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也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如果不尽量压低自己的成本，就无法承受更残酷剥削工人的企业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无法生存。只有通过立法等形式，逼迫所有人都遵守这一规范，承担这一“成本”，才有可能尽量削弱“逐底竞争”。
关键在于，这样的规定在工人阶级没有团结起来抗争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不稳固的。如今发达国家工人享有的待遇，是他们的先辈通过团结抗争拼死得来，或是国家惧于工人的力量而主动设置、维持的。尽管这些优待很大程度上基于发达国家资本对其他国家的剥削，而不是资产者吐出了对本国人民的剥削，但如果没有工人的强大力量的话，这些利益也只会被资产者独吞。
当前，中国工人在斗争中体现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广泛的组织未能建立，政治性、变革性的诉求也未能提出，即使是温和的改良诉求也常常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中的影响还很微弱。
三
在目前占据主流的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认为：只要在国家主导下／自由市场下更好地发展经济，我们就能顺利地实现经济转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因而工人无需提出变革性的诉求，更不能因此影响社会秩序。
然而，事实是：所谓的转型无非是占据世界产业链的高端产业，而所谓高端产业的资本规模不可能是无限的，只能是固定比例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高端”。如果“高端”的产业在越来越多国家普及，其凭借市场地位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也会烟消云散，用以供给国内高工资、高福利的资源也就随之丧失。
要占据高端产业的市场，通过技术进步占据当然好，然而我们会发展科技别人也会，技术因素在市场争夺中可能远远不够。例如在泰国的高铁项目中，中日两国的高铁技术不相上下，这时候蛋糕花落谁家就更取决于政治因素了。
而对于其他中国资本看重的地方，维护当地局势的稳定，维护当地亲华势力权力的稳定以确保投资的收益，也是其必然要愈发重视的问题。如此一来，只要计算成本收益后感觉合适，政治施压乃至军事介入就都有可能成为维护投资收益的选项了。
那么，我们能顺利地占据足够的高端产业吗？产业整体处于高端水平的国家，在世界体系理论[17]中被称为“中心国家”，其人口与中国的人口相近。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若想维持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必须从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半外围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但是，我们不可能将高端产业的规模比例扩大一倍，也即不可能将中心国家人口整整扩大一倍，而只能是将之前的中心国家取而代之。这一过程意味着将现有中心国家的福利体系彻底摧毁，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必然不会坐以待毙，必然要施加极大的阻力。
除了大国之间可能会想方设法逼迫竞争对手屈服，为了占据地区市场的主导地位，大国对于当地小国的干预将更加强烈，而在当地遭遇的阻力也将相应增强。在这样大的阻力与对抗中，重蹈帝国主义战争的覆辙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那时候，我们就只能面对各国工人阶级自相残杀的可悲景象。在这样的战争中，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都绝不会是赢家。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不论其口头上多爱好和平，由于其经济基础所产生的动力——为了维持国内统治而谋求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它都是世界和平的潜在破坏者。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产生这种战争灾难循环的根本原因。
那么，这样的生产方式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吗？
主流的观点认为，高级的工作、管理的工作，乃至企业家、投资者的工作，通过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的竞争，就是应当比普通的工作多拿数十倍、数百倍的收入。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逐利是不可或缺的。维持一个社会正常功能的运转，就需要这么悬殊的分配差距。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西班牙的一个工人合作社——“蒙德拉贡”，拥有数万名成员，是西班牙的七大集团之一[18]。他们每人一股，不分大小，选举代表，民主决策，最后的收入差距只有不到十倍，基层员工的工资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其所在地的失业率也远低于平均水平。
当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愈发激烈，这类合作社也不得不以降低工资、扩大差距作为妥协。毕竟，那些残酷剥削工人的企业常常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从而使得其他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使待遇向其靠近。
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工人们只能通过掌握政权，对剥削劳工的私有制经济进行限制并逐步取代，才能使更符合工人利益的生产方式拥有充足的发展空间。如果没有不受限制的逐底竞争，一个更加平等的经济绝对是可行的。
在以往对公有制企业的批评中，所谓“预算软约束”[19]，即企业没有破产的后顾之忧，是导致企业不能对生产成本及消费者需求做出适当反应的症结。不过，在竞争性的合作社经济中，人们始终面临破产风险，因而依然拥有及时反应的动力。
而当有的行业部门为了实施某项长期项目，或者为了确保职工的合理收入，导致成本高于收入，同时它们又重要到一定程度，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确保其不能破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合理的计划管理该部门。新世纪的信息技术已经足以实现有效的而非拍脑袋式的计划。
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不再有利润的概念，但是通过市场出清价格与计算设定价格的差额，我们可以衡量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市场供求的匹配程度，从而做出调整。其可行性在学者科克肖特的论著中已经得到了论证[20]。
总而言之，工资超过普通工人数十倍的企业高管并不是必须的，收益超过普通工人数百倍的私人投资者也不是必须的。一个更平等的经济制度，是可以想象，可以论证，可以实践的。
回顾全文，我们论证了：社会地位/阶级，而不是天生的能力，才是决定学业成就的关键原因。经济制度中，资本支配劳动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剥削关系，才是导致穷人贫穷的根源。主流意识形态所维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使全世界劳动者陷入一个相互敌视、相互残杀的境地。而一个更平等、更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方式，不是不可想象、不可实践的。
那么，穷人在当下能做什么呢？
努力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尽力争取，并向工友们宣传我们应得的权益；认清社会的现实，并向周围人宣传你的认识；与更多的工友联系起来，团结起来，对于一切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资本，以及与资本媾合的权力，勇敢并智慧地展开斗争！
我们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工人阶级。
[1] Xuehui An et al. Teaching Quality andStudent Outcome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Engagement in RuralNorth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Renfu Luo et al. Nutrition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in Rural China's Elementary Schools: Results of a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in Shaanxi Province. Chicago Journals. 2012. REAPBrief. Are We There Yet? The Long Road to Eliminating Undernutrition in RuralChina's Schools. 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 转引自：黄童超，没有多少寒门学子能靠高考改变命运，网易《回声》，。
[2] TurkheimerE,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modifies heritability of IQ in young children. PsychologicalScience, 2003, 14(6):623-628(6). ElliotM, et al. Emergence of a Gene ×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ractionon Infant Mental Ability Between 10 Months and 2 Years. PsychologicalScience, 2011, 22(1).
[3]胡雯,等，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4] Fang Chang et al. China’s Looming HumanCapital Crisis: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ate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16.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Yaojiang Shiet al. Dropping Out of Rural China's Secondary Schools: A Mixed-methodsAnalysis.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转引自：黄童超，没有多少寒门学子能靠高考改变命运，网易《回声》，。
[5]王伟宜，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民办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6]王伟宜，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的阶层差异状况分析：1982—2010——基于我国7所重点大学的实证调查，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
[7] “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关于富士康公司工资、工时与工会调研，中国工人，2015(8)。
[8]任正非：三个人拿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是公司的期望，TechWeb，。
[9]李钟瑾,陈瀛,齐昊,等，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3)。
[10] “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2010年9月。
[11]陈小娟,汪建华,刘洁,等，珠三角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权益与生活状况——基于2008年问卷调查的描述，珠江经济，2008(11)。
[12]汪晖,潘毅，杜绝建筑业欠薪，维护底线尊严，环球时报，2015年3月4日。去年600万建筑工人遭欠薪委员：应让农民工加入工会，凤凰网，。
[13]东莞1650家劳务派遣公司 仅657家有经营许可证，东莞时报，2014年12月1日。
[14]职业病：劳动者不能承受之重，检察日报，2011年3月2日。
[15]参见：2015中国工人阶级处境明显恶化的主要表现，工评社，。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6、326页。
[17]请参考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王雪婷,马建强，当代世界体系下的国家定位问题研究——基于国际劳动分工与不平等交换视角，现代经济探讨，2014(10)。张建新，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世界体系理论的视角，国际观察，2011(2)。张昕，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文化纵横，2015(3)。李民骐,等，资本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二章与第六章。
[18]参见：蔡昉,费思兰，蒙德拉贡合作公司的发展绩效与制度创新——兼论现代合作制度的外部环境与治理结构，中国工业经济，1999(9)。
[19]参见：科尔奈著,张安 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
[20]参见：Cockshott P, Cottrell A. Towards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93. 中译版：走向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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