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时在电影院指着片尾字幕说,如果我的名字能出现在姜文电影的字幕上,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后来看《少年派》的时候也干过一次。)
这样的电影就是往心里糊辣子,人也沸腾,梦也沸腾,是给人信心,诓人入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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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门心理课上就《让子弹飞》故事本身作的分析。拙拙拙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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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子弹飞》：被玩弄的群体与被群体玩弄的人
北洋年间，南部中国。这是《让子弹飞》在片头给出的背景。一座被水隔开的鹅城，仿佛一个绝佳的寓言地，官僚、土匪、乡绅、恶霸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上演着阴谋阳谋勾心斗角的戏码。斗到最后，恶霸就死，英雄远走，剩下的东西都被群众们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吸了进去，干净得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而在这座城里，有一种最无力和最暴力的力量，有一个最被忽视也最占分量的角色，那就是群众，广大的鹅城百姓。
一
《让子弹飞》里的鹅城被蓄意的封闭为一座孤城，虽是一城，恰似一国，是一块研究群体心理学的极佳实验田。
何为群体？《乌合之众》里简言之：“许多人凑在一起，就叫群体。”(○,1)在《让子弹飞》中有许多个群体，如张牧之手下的麻匪群体，黄四郎手下的恶霸群体，还有鹅城两大家族为代表的乡绅群体，而这每一个群体，都依附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而存在。《让子弹飞》的故事，就是大群体之上的小群体斗争，谁掌握了百姓这个最大的群体，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当张牧之带着兄弟身骑白马来到鹅城外的时候，最先迎接他们的就是百姓群体，这个群体以一群化着艺妓妆容进行着大鼓表演的女人的形象出现，有一种荒诞而庄重的仪式感，颇符合电影的气质。表演大鼓的女人后面，整齐的站了一排乡绅打扮的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他们一直九十度俯身，卑躬屈膝，奴颜尽现，而这种奴颜不只为了新来的县长，也为了黄四郎的一顶帽子。
这一场戏给鹅城里的群体排了一个位置，最高处是黄四郎，其次是乡绅，最低层是百姓。乡绅们虽然对着黄四郎要低头，但至少能穿上长袍短褂，比那赤裸上身的老百姓们高出许多。张牧之代表的官僚群体（虽是假官），因为是外来货，能混到哪个层次要靠自己的本事。
到鹅城不久，熟悉官场之道的汤师爷立即摸清了鹅城的状况，并传授给张牧之——“县长上任，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缴税捐款，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成，七成是人家的，能得三成还得看黄四郎的脸色。”
这一番话鲜明的道出了鹅城的群体结构，以“缴税捐款”为手段，百姓之上附有三层吸血虫，黄四郎独立于金字塔顶端。张牧之作为假官僚、真土匪，又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与革命精神，当下就决定要破坏这个长久以来稳如磐石的结构。
要做到这些，他的对手是结构顶端的黄四郎，也就是百姓这个群体的“群体领袖”。
二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的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2)
在《让子弹飞》这个故事的开端，黄四郎是鹅城毫无疑问的“群体领袖”。
在鹅城这个地方，黄四郎以其几代打拼的财富和自身的心机手段成为一方恶霸。在张牧之的眼中黄四郎是恶霸，在鹅城人的眼中，黄四郎却是鹅城的天。他们被黄四郎压迫，对他既敬畏又害怕，但在心里，却已然接受了黄四郎的存在，绝没有半点反抗的意思，反之，如果有人要和黄四郎作对，他们反而会厌恶这个人。
张牧之让六子去砍掉冤鼓上的藤蔓，冤鼓滚到街上，引发了卖凉粉的与黄四郎手下武举人的冲突。武举人殴打卖凉粉的人的过程中，代表了百姓群体的那些赤裸着上身的青年们一直在欢呼，县衙大堂内，卖凉粉的不敢承认自己被打，百姓们蹲在角落小心的观看。直到张牧之摆出了枪，事情才得以解决，百姓们马上屈膝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爷”，张牧之对天放枪，强行让他们站了起来。
现代心理学认为，群体是相当愚昧，而且靠不住的。群体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永远不会同情弱者，哪怕“卖凉粉的”是他们群体的一分子，一旦表现出了软弱可欺，他们只会嘲笑并落井下石。反之，“群体永远都在渴望着强权”(○,3)，武举人所代表的黄四郎的权威，他们谁也惹不起，便俯首贴耳的服从，甘作奴才。
张牧之以县长身份出现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的力量，武举人态度傲慢，百姓们也看戏似的躲在一旁。当他拿出了枪，便立即显示了“强权”的一面，于是鹅城百姓便为他下跪，他们跪的不是“县长帮卖凉粉的伸了冤”这件事，也不是张牧之心中的“公平”，他们跪的是枪，他们像一切低等级物种的条件反射一样，对“强权”弯下了膝盖。
面对百姓的下跪，张牧之以一种特有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制止了他们，并告诉他们，自己来到鹅城只为了“公平”。然而，百姓们只是在膜拜“强权”，没人管他在说什么，也不知“公平”何意，话音一落，又全都跪倒了，张牧之只能再次鸣枪让他们起来。群体是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他们起来、跪下，都只为了枪声。
因而，张牧之的“公平”理想就像一记凭空抛出去的媚眼，没有人接。
三
张牧之这个角色在《让子弹飞》里的身份是一个土匪头子，但实际上，他扮演的是一个个人英雄。所谓“个人英雄情结”，即以一已之力救天下人，古今中外都一样。
“鹅城”是一个比拟现实的环境，而“个人英雄”是理想中的存在。两相冲突，张牧之的“英雄理想”似乎更近于“空想”。从指挥六子砍下冤鼓上的藤蔓开始，他就存了想要改造鹅城，“救鹅城百姓于水火”的心。而他的英雄悲剧，也自此始。
最大的空想之处在于，张牧之想要改造鹅城，鹅城百姓却一丁点也不想被张牧之改造。“群体对一切传统事物、传统制度，都有着绝对的迷恋与崇敬；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无意识的恐惧。”(○,4)换句话说，在张牧之眼中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鹅城百姓过得很习惯。他们迷恋传统，并不因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就要冒险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因为在群体的眼中，传统就代表着安全，数量就代表着正义。
张牧之要为民伸冤，并没有得到效果，反而六子因为急着验证“公平”而剖腹自杀，英雄死于英雄主义，葬礼上没有一个鹅城百姓。张牧之以“缴匪”为名拿到了两大家族的钱，作主发给鹅城百姓，自己享受到了当“上帝”的乐趣，百姓们依然是一潭死水。
“我们始终认为，一种正确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5)即使是非常浅显的观点，如果超出了传统观念的认知，也很难以被群体所接受，因为群体对保守存在异常的偏执。从伸张“公平”到给百姓发钱，都是张牧之自身的理想主义作祟，百姓们没有给也给不出反馈，因为从他们的脑袋里，完全感受不到张牧之想要传达的东西。
张牧之把改造鹅城的希望寄托在鹅城百姓身上，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法错了。因为群体是低智的，群体是不可依靠的，把希望寄托在群体身上就好像把希望寄托在原始人身上一样，绝对起不到一点作用。但是，群体又拥有强大的力量，群体是可操纵的。掌握了群体的心理特征，就可以操纵群体，就像指挥老虎跳火圈。
在失去几个同伴后张牧之才明白这一点。然后，他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一个完美的群体操纵游戏。
四
“鹅城起义”是影片的最高潮，既寓言化，又充满了真实感。
张牧之得到了钱，却带着黄金白银和万民伞回到了鹅城，一心要除掉黄四郎。依然是非常仪式化的出动了化着艺妓妆容的打大鼓的女人，她们和仅存的几个麻匪们高唱着口号，挂出了必杀旗帜——“县长要斩黄四郎，谁人不想斩黄郎。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
群众是一个没有思维能力的群体，他们只接受最简单的观点。
动员群众的手段之一是简洁有力的断言。“县长要斩黄四郎”就是简洁的断言，没有前因后果，简单的摆出事件。“谁人不想斩黄郎”的目的则是在群体中进行情绪传染，这一点在后面还要通过别的手段达到。接下来“拐卖壮丁贩烟土，杀了五任好县长。”是对黄四郎的罪行认定，强化行动的正义性，煽动群众情绪。“一成白银送你手，九成真金黄家藏。”是对群体的利益许诺，群体虽然能够表现出非常无私的一面，也很容易被利益所诱惑。最后一句“帮德发誓三天内，除暴安良祭老汤。”对前面的所有做出了总结，简洁的给出时间界限，证明不是空头支票。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牧之自己也知道，胜算只有三成。百姓们虽然拿走了他发的银子，但都在观望。他们什么也不敢做，因为鹅城最大“强权”的拥有者依然没有变，无论如何，他们只服从于“强权”。于是黄四郎派出了马车，他们只好一声不吭，把银子都交了出去。这个时候兄弟们问张牧之胜算还有多少，张答曰六成，因为他勾出了百姓心中的怒。
群体是非常情绪化的。鹅城百姓心中的怒虽然一直存在，但要有意识的勾起，去刺激它，才能转化为引发群体冲动的导火索。张牧之发银子，给了鹅城百姓对未来生活状态的许诺，部分消解了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恐惧；黄四郎收银子，一方面打破了这种希望，另一方面提醒了鹅城百姓他们处于任人宰割的被压迫地位。怒，就成功的被勾起了。
黄四郎收走了银子，张牧之发下枪，胜算又多了一成。鹅城百姓拿走了枪，就拥有了发泄愤怒的武器。然而，怒气和武器都有了，张牧之和兄弟们还是没有得到鹅城百姓的支持。黄四郎称霸鹅城多年，积威极盛，一朝一夕之间，没有人相信有人能打败他，群体的本能是欺软怕硬，他们在等结果出来：谁是软，谁是硬？
按硬实力，张牧之确实是“软”，但是他通过杀死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了“硬”的假象。挥刀斩下替身人头，一时间，民众沸腾。这一刻，黄四郎已然败局。
“当群体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与破坏性后，并把这种力量与偏执结合起来时，群体就有了专横的性质。”(○,6)张牧之所做的事，就是在群体心中瓦解黄四郎的“强权”形象，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强大，加上之前对愤怒情绪的引导，群体一触即发，立刻变成了拥有极大破坏力的暴力群体。实质上，黄四郎的力量没有改变，鹅城百姓的力量也没有改变，张牧之仅仅是通过对群体心理的操纵，就完成了这次“鹅城起义”的点火。
电影中“鹅城起义”之后，张牧之完成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的革命理想，但身边的兄弟却离他而去，最终只能孤身一人离开了鹅城，如同一个悲情英雄。而鹅城百姓在这一场革命后，除了瓜分黄四郎的财产，没有更多的改变，仿佛可以想见的，不久以后，他们依然会回到以前的轨道。
鹅城倒下了一个黄四郎，依然会崛起下一个，因为群体的本能不会改变，他们需要的是手握强权的领袖，他们不需要的是改变旧的生活状态与观念。永远有恶霸来欺压群体，永远有英雄想要解救群体，群体依然是群体，是沉默而愚昧的大多数。历史不断重复，谁也没有改变谁，说不清是恶霸与英雄玩弄了群体，还是群体玩弄了这些“自以为是”的英雄与恶霸。
注释 1-6 ：摘自《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戴光年 译，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