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经常翻外网的同学们应该知道，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英文中是有一个特定词汇的，“houkou”，这个词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大部分当代的西方国家的户籍制度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在大部分西方国家，户籍，或者说身份证明和身份登记制度更多是起到一种对于社会流动人口的管理作用，根据一个地区人口迁入和迁出情况可以及时调整公共服务的供给，比如医院的床位数、学校的数量或者公共交通的运营周期，但在中国户籍制度更倾向于一种许可，一种生存许可证。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没有本地户籍，外地人就不能买粮食、买房定居、找工作、上学等，这种基于人身控制的制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与其说户籍制度是学习苏联国内护照制度的产物，不如说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延伸和发展。
A
在世界主要国家和文明当中，中国的人口统计和登记制度是最为完善的，我国不仅自秦朝以来就建立了基于家庭的人口登记制度，而且还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一套完整的人身控制制度。例如商鞅在逃亡当中求住店而不得，就是因为商君法令中有关于旅店不得接待没有政府旅行许可的旅客入住的法令。到了汉代，名人大族家的葬礼通常会成为各派名流聚会的机会，这是因为在汉代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长途的巡游和大规模的集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有唐一代，进出长安需要地方政府开介绍信才能进入。直至明清，户籍制度与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南北分榜取士更是当代高考分省招生的原型。
除了严格的人身控制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业生产以外，人头税制度也是我国完善的户口控制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熟悉中国古代税制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在唐代进行过两次大的税收改革，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前者依照人头变动对田亩进行租、庸、调三种操作，确保人人有田耕，政府依照人头征收田税。后者在户籍资料难以完善的情况下将人头征税变为按户征税，分夏秋两季征收，故称之为两税法。宋代完善唐代的税制，恢复了人头税的征收，在南宋的历史文献中还时有看到地方政府禁止父母溺毙新生儿以逃避交税的法令。人口与税收的联系一直持续到清代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从此以后我国的农业税税基才从人地同征双重税基进化为按亩征收的单一税基，税收与人口的关系至此才结束。
进入到共和国时代，户籍成为保护工农业剪刀差的重要制度，通过户籍限制了人口流动，保证农业能够源源不断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加速推动了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从控制人口流动转化为控制人口迁徙，新时代的户籍制度成为大城市收割人才的新的剪刀差。
从法理上讲，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并未声明我国公民有迁徙自由，当前的户籍歧视是合法的。但是从立国精神上讲，在一个宣传人人平等，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通过自己的教育和工作实现自身价值的制度之下，仍旧因为出生地而受到歧视和限制，这无疑是极其荒谬的。
B
当前户籍制度对于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起到的作用是限制人口增长，所谓因为资源承载力不足限制人口增长其实是个站不住脚的结论。无论是阳光还是空气，这不存在不足的问题，水资源不足的问题主要是利用效率太低，作为一种可以无限重复利用的资源，水资源完全可以通过节水技术和净化技术实现多次重复利用，除非利用效率太低，否则怎么会存在不足的问题？土地通过增加用地指标来解决，食物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调配的方式来解决。
真正不足的，是那些昔日集全国之力，利用中央财政建设的重点大学、科研院所、一流医院等教育、医疗资源。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政府正是看中了这些资源的稀缺性，一方面极力挽留这些稀缺资源，一方面又提高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使用门槛，将这些资源与户籍制度捆绑起来，建立新时代的人口控制制度，进而实现对于优秀人才的收割。
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不用承担相应人员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险支出，在使用这些人才，享受他们创造的价值的时候，却不用承担相应的成本，这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无疑是获得了巨大的制度红利，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动机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地方政府不仅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地位吸引大量年轻人投身本地经济建设，更是通过将教育与户口绑定将一部分年龄比较大的人“送”回故乡，这样不仅不用承担这些人的教育、医疗和养老费用，而且通过这种循环往复还能长期维持社会年龄结构的健康，利用我国巨大的人口存量实现自己城市的永续发展。
其次，在国有土地制度之下通过将户籍和住房捆绑，客观上强化了户籍制度的作用，抑制了真实需求，强化了住房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的价格。在房地产热潮下，大部分有资本、有门路的人通过假结婚、假欠钱、企业名义买房的手段完成了对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但是那些没有门路的新一代市民只能眼看着稀缺土地+稀缺住房+稀缺户籍三稀叠加铸就不断加高的房价。作为地方政府，是没有任何调控房价的动机的，北上广深，尤其是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的两极，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无论北京上海的房价几何，总有人来投资，高房价又能为地方财政提供源源不断的土地出让金。其次通过高房价，北京能完美实现“吸引高端人才”的目标，把那些买不起房子的穷人都送回老家。通过买房才能落户、落户才能买房，这样反复的双向刺激，将户籍和住房的价值都不断提升。
户籍是超大城市吸引人才的期票，户籍本身的运行成本是很低的，只需要加一个名字到电脑系统里就能完成，但其所蕴含的公共产品的价值却是很吸引人的。通过对一部人许以落户的承诺，部分在京单位就可以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用人成本使用那些高素质的人才，通过用人成本的剪刀差获取人才红利。这种制度类似于美国的H1B制度，部分美国企业通过许诺提供工作签证来吸引优秀的留学生为其工作，但在工签期间只支付很低的薪水，甚至连医疗保险都不愿为其购买，以减少人力成本。通过户籍这样的制度期票，超级城市用很低的成本榨取了一部分高级人才的黄金工作时间，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燃料。
C
除了一线城市，户籍制度最主要的受益者还有中央政府。
通过户籍，中央政府可以通过一纸公文完成需要市场化调节才能完成的任务。比如通过建立在户籍上的限购、限贷政策来实现调控房地产的目的。或者通过设置不同的落户条件来引导人们到中小城镇落户，完成中央心目中的中小城市星罗棋布，人口均匀分布的梦想。在近年来呼吁弱化甚至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之下，中央政府之所以长期无动于衷，正是因为户籍制度用起来实在是太过顺手，任何社会问题一旦跟户口挂钩，就能得到有效缓解或者解决。
房地产库存问题，可以通过将教育和户籍挂钩，再将户籍和住房挂钩的方式来强迫人们购买住房，消化库存。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可以通过将拍照和户籍挂钩，减少城市的汽车数量。
教育资源不平等，就把高考和户籍挂钩，暧昧的指标分配反而一定程度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现在，政府又将学历与户籍挂钩，实现人才层次合理分布的目标。
如果明天政府希望自己的城市里都是胸大翘臀的美女，那完全可以将户籍和女性的三围指标挂钩，实现人种筛选的目的。
中央政府如此痴迷于户籍制度带来的种种便利，以至于所谓的户籍改革完全成了政府手中调控人员流向的工具，想紧时就改的紧一紧，想松时就放的松一松，今日看二线城市库存高就放一放二线城市的落户条件，鼓励人们为国接盘；若明日房价有泡沫之像，再将买房资格与户籍挂的紧一些，控制一下总需求，如此这般的户籍改革，堪比清末立宪。最直接伤害的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的新市民，他们满怀希望的来到大城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辛苦打拼好不容易攒够了首付，一夜之间一直公文，仅仅因为自己出生地的原因，就不能买房，非要坐看房价再涨两年，来凑够5年的社保、3年的工龄等毫无意义的条件。
这种借助户籍制度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无疑还是全面计划思想的残余和全能政府思想的体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今天，户籍制度之上所施加的社会政策，其实施效力也日渐衰弱，以前鼓励中小城镇落户的政策未见成效；通过户籍施加的十几次调控措施也未能阻吓房价的一路狂飙。户籍，作为一种人口控制制度，尽管其对于经济发展曾经有过巨大的贡献，但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城镇化节奏放缓、经济增长乏力的今天，已然成为了迟滞经济进一步发展和阻碍人民谋求幸福生活的桎梏。
真正的户籍改革，只能是坚定不移的朝着公共福利均等化，取消户籍制度的方向发展，任何打着户籍改革名义蝇营狗苟、鸡鸣狗盗的反复行为都是对于改革这个词极大的亵渎。
户籍之恶，在于将现代社会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与诸多不相干的东西绑在一起，令人为了生存就要忍受这平白无故的无理条件。
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可动摇的准则之上的，任何政策和法律都不应违背这些基本准则，这其中就包括了平等。纵使国家和政府不能实现出生时教育、医疗、文化、社会环境的平等，至少也应该维护人们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是全体国民极其珍视的，正是由于这种机会平等，人们才愿意涌向大城市，也正是由于这种机会平等。中国才能由当初的一穷二白变成今天的全球第二。户籍制度，深深的破坏了这种机会平等，扭曲了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个人的发展设置了无意义的制度天花板，也导致了因户籍制度而生的不满情绪在社会上广泛蔓延。
动物庄园中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其中有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因为他们的有户口。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