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上一张表，用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处理后的近6个季度各省GDP同比增长数据：
14年各省的GDP增长率已经普遍走低，而重庆一直保持在11%左右，连续6个季度增长率全国第一。比较类似的还有贵州，不过这里暂且不表，单说重庆。为什么？因为在被数据击中之后我立刻想到了一个人，之后抱着极大兴趣查阅了他的公开谈话记录以及一些相关资料，终于算是在心里将GDP增长率11% 这个数字空壳填充进了不少弹药，这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也是理清自己的思路。对了，这个人应该不说大家也知道，黄奇帆市长。下面说亮点：
黄市长懂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但更懂背后制度设计这只看得见的手，而后者才是作为Governor更重要的素质。在这个经济学已经被黑得满天飞翔，光是和“看不见的手”有关的段子搬出来都能榨出一瓶一氧化二氮的今天，我还是想说不管你懂与不懂，爱与不爱，经济学就在那，很重要。而且重点是，将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时，真正的精华在假设上，在那个限制条件上，所谓的结论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万金油的东西。而很多备受争议的经济学家发言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媒体抱着结论扔掉假设开始肆意狂奔造成的（这里并不是特指香港记者）
吐槽完毕，回到正题。正因如此，作为一地之长，在发展经济时“限制条件”就是手中的武器。制度设计的引导不到位，将政府所有的监管权力放开然后坐等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的牌桌上抓一把牌天胡的概率那简直了；当然另一个极端直接上看得见的手那就叫作弊，最后大家都不陪你玩了，这个后面会说。简单一句话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按字面意思理解，不要深究原意）
下面讲三个例子
一是重庆市政府在打通渝新欧铁路货运通道上的努力。
我们在和惠普、台湾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各方面在合作的时候，引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全球的网络终端产品，各种智能设施，40%是欧洲，包括西欧、东欧以及俄罗斯这一板块在消费，30%是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些地方在消费，还有30%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消费。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如果到重庆搞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基地，40%的产品要运到欧洲，从重庆运到广东，再从广东坐船到欧洲，差不多要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时间，不仅消耗时间，还有到沿海2000多公里铁路，然后再加上2万公里海路的运费，这个划不来。我们为了解决这件事，当时看着世界地图想到渝新欧铁路，这条铁路从5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因为中国内陆到新疆的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黄市长是怎么做的呢？
2010年我们花了6个多月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6个国家海关的管理层到重庆，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形成了一份协议...使得现在重庆海关关检以后，一路过去，六个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我们把6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都召集一起，在重庆每年开一次会进行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定起点定终点定路径定时间定价格）内容摘的略多，但实在是每一句话删去都没法保持原味。
二是重庆市开展离岸金融结算业务背后政府的制度推动。
重庆第一笔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账户是2010年12月30号。中国现在1.8万亿加工贸易的结算，5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2000多亿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首尔、台湾、东京....重庆离岸金融结算2011年结算了200多亿美元，2012年有400多亿美元，2013年是600多亿美元，去年到800多亿美元，今年（2015）预计会有1000亿美元。对此黄市长是这么说的
重庆为什么能够把这一千亿美元的结算从国外拉到重庆？制度安排。我们和外管局、海关修改了加工贸易的三种制度方式。在重庆形成了试点的基础，有了这个再和国外的投资商、品牌商商量把它转过来。
三是对产能可能过剩行业在早期宏观层面的把控。
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由于没有跟风而上，产能过剩行业占比较小，我们工业面临的压力就较小，效益自然就好。对房地产业黄市长也有自己的“6个比例”来衡量并管控，感兴趣可以自行百度。对于生产周期长的行业来说，在市场爆发时大家的预期很容易忽略时间因素，蜂拥而上，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只能在一段时期后忍受产能过剩市场自我调整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政府的存在，不正是要引导“全面协调可持续“吗？
第二个亮点其实前面已有提及，黄市长强调政府的调控，但并没有滥用调控，而是同时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他一直喜欢强调”热闹就行“，政府是造环境，只要能把事情做起来，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当，平台搭建起来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去运作，避免政府不合时宜地施加行政”偏见“，阻碍市场化发展。
从推进城乡一体化，保护耕地时创造出的地票制度，到“八大投”，再到PPP，都是重庆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市场化尝试。地票制度、”八大投“和PPP每一个展开都是一个大话题，在这里就不做详述。最后补充一点，在薄督倒台后媒体一度将“重庆模式”“地方债务”“八大投”扯上关系，其实如果不考虑政治的部分，从会计角度看，单纯说地方债务的绝对值高或者占GDP比重高然后把“八大投”一巴掌拍死是没有道理的。首先看短期流动性，要分清地方债务里流动负债的占比，然后将流动负债拆出来再去和GDP比较，这是有意义的；再从长远看，可以分析“八大投”的资产里的优质资产比例和营运能力指标，这样可以看到这钱到底是不是借来砸在一滩烂泥上了（时间原因还没来得及翻看八大投的财务资料，暂不下结论）。换句话说，两个手上同样是100万的人，外债为0的人不一定比欠了100万债的人强，后者做的可是200万的买卖，关键还得看买卖是啥，现在说欠债危险的人大抵是把钱砸在“产能过剩”的烂泥上拣不回来的。
最后一个亮点我得小心码，慢慢码。中国向来党政关系是十分暧昧的，直辖市市长同时又是地方党委副书记，二把手；政府的党组书记，党务一把手。在天津爆炸后今上还指出应该“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党务较为宏观，在工作中必须得讲政治，讲站队。而政务会涉及一些琐碎的微观的事，在大的方向上必须立场坚定不错，但小事讲究实效，于是需要在不触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变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按照“猫论”办事讲的就是这样。但实际情况是，很多省长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省委书记，这就导致了在省长任期事无巨细也是政治为大，基本原则是不多事，不犯错。特别在反腐形势严峻的风口上，谁没事还敢推动个大项目自己挖坑让别人来推一把？政治敏锐性高，不作为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停滞不前。反观黄市长，历经薄督而不倒，反腐中仍能放手去做，这样政治上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TG还能在哪寻去？未来中国经济想要长远发展，靠一堆智囊团围着一个不懂经济的人献计献策是走不通的，而依赖于出现既讲政治又懂经济的人简直是靠天吃饭，如何减少来自政治上的阻力打通“技术型官僚”的上升通道也许是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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