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解放前地主的真实形象 真实的地主是怎么样的？
2，雇佣劳动是判定地主的标准之一，但被划为地主的农民，大多是自己干农活，忙不过来的时候雇个帮手而已，这些地主无权无势，更不可能剥削谁。好比你开了小卖铺、忙的时候雇了俩临时营业员，你就成了资本家，进而小命不保。
3，多数地主的生活水平很一般。由于中国人多地少，因此所谓地主的人均土地占有量，以其他国家或世界平均水平来衡量，甚至只能算贫农。之所以土地不多还要雇工，是因为中国精耕细作，如果像其他国家那种粗放的耕作方式，自家耕种上百亩甚至几百亩也不用雇工。为精耕细作而在农忙时少量雇工就成了罪过。
4，绝大多数地主无权无势，积累的几十上百亩土地属于勤劳致富。农活主要是体力劳动，多生养几个儿子、家教比较严，分家之前成为小地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至于放高利贷成了地主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从我有限的阅读和了解来看，这种方式致富的地主极少。
5，“富不过三代”。就算某个人用心经营积累了百亩土地，成为了地主，但当时的子女多，这个地主一死，田地被后代分了，如果后代没有经营能力，很快就会败光。拥有百亩土地的地主，死后留下的土地被几个儿子家分了，人均土地占有量降下来，后代也就不是地主了。父祖是地主、儿孙是贫农，或父祖是贫农、儿孙是地主，这类现象都很常见，土改时很多地主后代因败家而躲过一劫，同时很多贫雇农后代由于勤劳致富却倒了霉。
6，地主中极少数的大地主，有部分属于政治性地主。所谓政治性地主，就是凭借军权和政治权力而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积累的土地，可参照历史上的跑马圈地，中小地主也受这些人欺压。典型如苏北地区的很多大地主，国民党也称之为土豪劣绅。如果不是在外经商赚了大钱后回乡购买土地，在农村靠自己的勤劳一点点买地很难成为大地主，自由买卖导致的土地集中速度甚至抵不过分家导致的土地分散速度。现在也如此，如果土地私有化了，靠地产商一个个去跟农民谈，猴年马月才能买到大面积的整块地皮？政府反对土地私有的最大理由之一，就是土地私有化以后不好征地。地主也如此，拥有连片的数千亩土地的大地主，很难一点点买来，多带有政治和军事因素。这类政治性地主的土地应该征收，正如中产以上富裕阶层中极少数贪官的财产应该充公。但以极少数政治性地主的存在为由、没收所有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贬为贱民甚至肉体消灭，就相当于以富人中有大量贪官为由、没收所有中产以上市民的财产、打入另册甚至屠杀，算怎么个意思？
7，南方多省普遍存在族庙公产，很多被划为地主的人相当于现在的种粮大户。这些人跟现在租用集体土地的种粮大户一样，因为善于经营而租用和管理公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仍然被划为地主、倒了霉。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现在已经有租用较多集体土地的地主，是不是也要分一分、杀一杀？
8，道德方面，正如现在贫穷群体的犯罪率高于中产以上阶层，当年的流氓、无赖、混混、土匪、窃贼也多出身最底层的贫雇农。谈不上地主比其他阶层更不道德。
想详细了解相关内容，可参考秦晖的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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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在另一个问题下的回答，在此指出他的多处问题、矛盾和错误：
他引用了“据农民的意见，这一带地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渐增，而佃农渐少”。其实不仅这一地如此，纵观民国期间，全国整体都趋于土地分散。这算是一个澄清。
他又引用“在土地总数中，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虽不占优势，但人均占有土地却大大超出中农和贫雇农”，并列举了例子如“在北支合，分别为13.9亩、4.19亩、1.60亩”，列举其他例子时说“大多数的小田产所有者拥有不到1/3的田产，而占1/8的大田产所有者却拥有将近半数的田产”。且不说个例是否代表整体，但仅就以这些个例看，财产分配确实不平等，但即便这些个例展示的财产分布不平等，也普遍不及当今主要国家（最富裕和最贫穷10%人口的财产差距普遍达到数十倍），包括西欧福利国家，更远低于当今的中国（）。土地是当时农村的主要财产，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村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下图是链接中给出的相对平等的欧元区各国在2010年的财富基尼系数：
参考秦晖等学者给出的数据，与图中数据对比，结论显而易见：土改前中国农村财产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多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低于被视为平等的西欧国家。现在城市里一套普通住房相当于普通农民上百年收入很正常，这种财产不平等远甚于当年的农村，且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是因为“城乡隔离+企事业单位分配住房”的结果，而非市场交易的结果，因此无论程度还是性质都更为不公平。给我点反对的很多人，在当今社会中所属的财产阶层远高于土改前的小地主。如果当今中国都不需要暴力土改式的再分配，如果你们不认为自己理应被剥夺财产甚至被虐杀，不认为自己的亲属应该被歧视和暴力相向，又凭什么认为当年的地主富农该遭受这些事？参考秦晖等学者给出的数据，与图中数据对比，结论显而易见：土改前中国农村财产的基尼系数，不仅低于多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低于被视为平等的西欧国家。现在城市里一套普通住房相当于普通农民上百年收入很正常，这种财产不平等远甚于当年的农村，且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是因为“城乡隔离+企事业单位分配住房”的结果，而非市场交易的结果，因此无论程度还是性质都更为不公平。给我点反对的很多人，在当今社会中所属的财产阶层远高于土改前的小地主。如果当今中国都不需要暴力土改式的再分配，如果你们不认为自己理应被剥夺财产甚至被虐杀，不认为自己的亲属应该被歧视和暴力相向，又凭什么认为当年的地主富农该遭受这些事？
然后他引用几个村的例子如“官道庄村，地主富农有地1000亩，占总土地的62.5%”，用来证明他的说法“占有土地数量与普通农民相差十分悬殊”。且不说个例有没有代表性（秦晖的公开课中明确讲了被分掉的地主富农土地占各地土地的比例），仅就以他引用的个例所展示的不平等为例，也跟今天没法比，地产商借助政府强征并据有全村绝大多数土地在今天很常见，无数村子因此消失，如果列举个例，当今岂不是最坏的时代？
他又引用“这些地主一般兼营工商业，财力相对雄厚，土地购买力较强”，来说明“情况属于少数”的某些较大地主的形成方式。经营工商业就是所谓资本主义，这正如我前述所说，除了极少数政治性大地主外，较大地主多为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赚了钱再购买土地形成的，他们的主要身份是资产阶级、主要的收入是工商业，即便按共产党的定义，他们也算不上落后阶级。只有那些勤劳种地开荒、辅以经营小买卖、无权无势、累死累活积累几十上百亩地的小地主，才基本符合共产党定义的落后阶级，但他们除了剥削自己外还能剥削谁？正如蚍蜉王子自己也承认：“需要说明的是，占地较多者，大地主比较少见，更多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再结合民国时期土地分配趋于分散的事实，都说明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土地在当时已属于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财产、靠收地租很难积累财产并扩大土地规模。地主中绝大多数的小地主是勤劳致富，而较大地主是在工商业赚钱后购买土地，都不是靠地租积累财富扩大土地规模的，靠地租只能坐等土地规模萎缩而难以为继。土地趋于分散的事实也说明，地主放弃和出售土地更为普遍，如果土地的利润率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高，甚至堪称残酷的剥削，这种现象何以解释？部分人在工商业赚了钱后买土地，也只是一种求安稳的传统，而不是因为看中土地的回报率。
他引用了“占地较多者往往自己经营而不出租，于是一些自耕农不一定不想租用土地，而是想租而租不到土地。”但这些内容再次证明，被划为地主的，绝大多数都只是土地略多的自耕农，且普遍很勤劳、能自己干的活绝不雇人或出租，以至于土地较少的自耕农想当雇农而不得。以往把这些占地略多且勤劳的自耕农划分为地主、并说成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但各位扪心自问：古往今来哪个社会对“寄生虫”有过这种颠倒黑白的定义？
他说：有12户经营地主，其中只有一户完全没有农作物出售。也就是说，农村生产出来的大多数粮食，根本就没有在农村消费。明显错误，前述所说完全得不出后一句的结论。当时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5%以上，农村生产的粮食大多在农村消费是毫无疑问的。最多只能说大多商品粮流入城市、养活百分之十几的城市人口，但这属正常，难道城市人就该饿死？土改乃至集体化以后，以剪刀差方式从农村几近无偿征收粮食的比例，远高于土改前各阶层农民有偿卖给城市的比例，在饥荒年景仍然出口粮食。
他说：“关中无地主”也好，“华北无地主”也罢，从根本上掩盖不了土地、粮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高度集中的历史事实，掩盖不了当年共产党通过农村土改在真正让绝大多数人吃饱穿暖的历史事实。这个结论同样有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与中国历史上多个时期相比，做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土地在土改前远远谈不上“高度集中”，土改后随之而来的高额征收比例，更使“吃饱穿暖”成为空谈，全家穿一条裤子之类的事可是发生在土改几十年以后。
何况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即便不顾历史事实、假设土改使贫穷人口吃饱了，也不能证明暴力土改有半点正当性，正如现在没收马云等富豪的财产并予以肉体消灭，得来的财富能让数千万赤贫人口吃饱穿暖，但赤贫人口因此吃饱穿暖，不能为杀死马云提供任何正当性。真正能实现的吃饱穿暖都不能为此种恶行提供任何正当性，就别提空谈的“吃饱穿暖”了。
他说：“地主们形象好不好，一点都不重要，这不就是很多人赞同的——平庸之恶麽？”明显是概念的错用，平庸之恶多指被动参与和附和罪恶的行为，要有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罪行，而土地略多的自耕农和土地略少的自耕农（甚至都要被政治性大地主欺压），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提出这个概念的汉娜阿伦特也不会赞同共产党的土改，不会认同将平庸之恶的概念用到这里。什么叫平庸之恶呢？例如，有人把那些“只要自己起早贪黑能干完就不肯雇工的勤劳小农”污蔑为“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虫”，并据此剥夺财产、株连亲属、甚至肉体消灭，而你对此视为不见，就属于平庸之恶，如果还为这些罪行辩护，就是主动作恶了。
他说：翻翻《定县报告》，看看里面的出生率、识字率、死亡率，在这样一个就在紧挨着中国最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近郊县城里，连自耕农都吃不饱穿不暖，你们的投胎技术又能有多好？这明显是不顾世界背景的错误比较，1900年世界人口16.5亿，1950年达到25亿，半个世纪仅增长50%。中国人口由1911年的4亿（清末普查是3.4亿，但为避免争议而取较高估算值）增长到1949年末约5.6亿（不算港澳台），38年间增长约40%，计算得出的人口增长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这还没考虑战乱造成的大量人口损失。再看1950年以后，世界人口在1987年达到50亿，仅用37年即翻番（中国在毛当政期间的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世界平均），此间人口增长率相当于20世纪上半叶的约2.5倍，这还是20世纪下半叶出生率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高死亡率是20世纪前期的世界普遍现象，而非民国独有，与20世纪前半期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相比，当今世界相当于每年少死了数千万甚至上亿人，这是世界上无数科学家和农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谁敢贪天之功？识字率也类似，朝鲜战争后韩国的识字率只有20%、比同期的中国还低，人均寿命更是低到只有32岁，比同期中国少了二十多岁，战后普及教育、识字率超过中国，人均寿命也在毛时代末期超过中国。既然不能说这一切是因为韩国军政府特别的英明神武，就更不能用这个来美化中共。
以上是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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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澄清某些人故意混淆的概念：
⑴首先说，“暴力土改”和“土改”截然不同，正如“暴力再分配”和“再分配”迥然相异，就像上述假设的肉体消灭马云的例子，两者绝不能混淆。即便你认为土地分配不平等、应该土改，也只能认同各种形式的和平土改，而必须谴责暴力土改的罪恶，这是文明社会的底线。你支持以累进税和财产税从20%的富人身上多收税是一回事，我可以称你为左派，但如果你支持没收财产+肉体消灭+株连三族+栽赃污名，就突破了文明社会的最基本底线，是法西斯，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⑵当年大地主的收入多来自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很多人对此视而不见，一再声称地主阻碍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真以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方面是地主放弃大量土地换取资本、进城发展工商业，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两者结合正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时机，如果再辅以大力吸引外资+和平土改，发展前景会非常好。但共产党是这么做的：搞了户籍制度和集体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城，且赶走了外资、兼并和禁止了民营经济、暴力土改彻底堵死土地转化为民营资本的可能性，就算农民进城也没有就业机会。两相围堵之下，农民必须留在农村，迫使较多农民去干较少农民勤快点就能完成的耕作等劳动，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浪费，并以剪刀差的形式承担高额税赋。在其他国家迅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间，城市化率竟然没有变化，城市人口仍然仅占总人口的16%左右，甚至还要上山下乡将城市人口赶到农村和偏远地区，堪称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罕有的奇葩。这意味着中国的工商业效率和利润极低，以至无法满足自身的积累和增殖，只能靠剥削农村和农民实现积累和增殖，而农村和农民可供榨取的油水有限，决定了这种增长的不可持续、对劳动力需求有限。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没有这个问题：工商业不仅能满足自身的积累和增殖、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促进城市化，还能同时补贴而非剥削农业和农村。
⑶所谓土地分配不均妨碍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说法，没有什么证据。要论土地分配，英国非常不均，而法国均匀得多，但英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显然比法国强，因此目前认为法国的土地分配相对平等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同样是土地分配不均，一会说妨碍工业化，一会说促进工业化，都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且从同一拨人嘴里说出来，真的好神奇。照我看，土地均不均，对工业化发展没什么影响，现代工业的发展主要靠工商业自身的增殖和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而不是靠农业和农村。参考各东亚经济体，土改搞到什么程度、甚至有没有耕地，对发展速度没什么影响。这还说的是和平土改，而暴力土改对产权观念的破坏、导致的人心惶惶、忌惮长远投资，恐怕只有负面影响。
⑷经常看到有人列举印度、沙俄、南美的领主，用来暗示中国地主也是如此。但这类说法恰恰非常荒唐，因为中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分配属于小农私有制下市场交易的结果，而上述多国都并非如此，简直是抢劫和购买的区别，有何可比之处？秦晖的书、文章、公开课、讲座等都有所提及：
⑸秦晖的文章中也提过暴力土改的作用（），其中提到刘少奇的一句话：
1947年4月，刘少奇到晋察冀中央分局讲到，“要以复查为中心，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搞个彻底，所谓搞彻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彻底了，负担重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再三复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再找一点土地，而是再流点血，一定要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氛围，只有这样高强度动员才可以实现。
总之，在现有研究看来，以往官方宣传的说法处处都是矛盾和问题，而且错的非常低级，甚至不能称之为错误，而是为了隐藏诸如刘少奇话语中阐述的那类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抱着那一套说法不放的人仍占主流，一再狡辩却仍获众多赞同，澄清谬误反而遭受攻击，我只能呵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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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我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后代，没有家人因这些原因而遭受迫害，所有的观点和判断，都是基于事实和逻辑，而不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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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8补充：
⑹多人批评1和8，大概意思是政治不正确。首先，这只是描述事实，且我在CCTV的节目中也看到过1的说法，它都不讲究这个。更重要的是，在仍有很多人认为地主比其他人坏、因此地主该死的，到底什么才是政治正确？假如在今天的德国，“犹太人很坏、犹太人的钱来路不正、ABCDEFG等犹太坏蛋故事、应该没收犹太人财产、屠杀犹太人无错”之类观点仍得到大批拥趸，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诸如1和8的澄清就谈不上政治不正确。或者说，到底谁政治不正确？
⑺多地在土改以后，很快分化出了富农和贫农，出现了雇佣劳动，共产党借助运动和禁令等手段才打压下去，后来又搞了集体化，如此迅速的分化总不能说是剥削造成的吧？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后也如此，尽管农地不能买卖，但由于技术进步使得运用市场的条件更为优越，农村基尼系数所显示的贫富差距甚至比土改前更悬殊，堪称“一夜回到解放前”，总不能说是剥削造成的吧？即便你主张国家干预以缩小贫富差距，但采用累进税和财产税实行再分配，与抄没和杀人，也是完全不同的。
⑻很多人一再重复“土改跟地主个人道德无关，而是国家发展所必须”之类的观点。且不说和平土改和暴力土改有着天壤之别、就算证明土改的必要性也不能为暴力土改辩驳，咱就说说这类观点的可笑之处：其实不仅暴力土改，户籍制度、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严打、计划生育等（就不提1949年以前了），都有人一再为这些罪行找出“逼不得已”的必要性。可是，为什么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极少遇到这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用暴力、其他一切靠边”的两难选择，而偏偏中国全摊上了？全世界最为罪恶的两难选择，怎么全集中到中国了？到底是其他国家不正常呢，还是某些人没有困难也要制造困难、没有两难选择也要制造两难、没有理由也要找理由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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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9补充：
⑼西方国家某些少数族裔的犯罪率可比当年的中国地主高得多，现今中国官员和党员贪污腐败等违法行为的比例也远高于当年的地主（反腐遭到基层公务员的私下抱怨，说明贪腐在众多部门是人人有份，而不仅限于某几个高官。而当年占地主绝大部分的小地主以及富农可没有政府公职，面对强权时跟贫农一样只有受欺负的份），如果暴力土改竟能是合理的，那么按照暴力土改支持者的此种逻辑，西方国家某些少数族裔应该种族灭绝，中国所有官员和党员也应该抄没家产并大量屠杀。在暴力土改的支持者眼里，只有阶级、国家、民族等群体概念，而毫无个人概念，只要举起集体主义大旗，千百万人枉死也不在话下。跟暴力土改比起来，严打中被冤枉的比例还算少的，有罪推定也不算坏，既然在集体利益的旗号下，连暴力土改都能支持，那么还有什么恶行是暴力土改支持者们不能支持的？
⑽顽固维护暴力土改的人一再重复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毫无根据的虚构出一个“工业化就必须土改”的前提，然后抹杀暴力土改和和平土改的区别，进而得出“要工业化就必须暴力土改”的结论。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在于，世界历史上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没哪个搞过暴力土改，却照样工业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未搞土改会影响工业化。相反，正如上面提到的英德美和法国对比的例子，主流观点一直据此认为土地平均不利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因此，“工业化就必须土改”是个毫无根据的结论。但即便以此种谬论为出发点、认为工业化必须要土改，也只能证明和平土改的合理性，正如证明贫富差距较大而必须实行再分配，也只能证明累进税和财产税等政策的合理性，而不能证明抄没中高产人士的家产、甚至大批屠杀中高产阶层的合理性。显然，支持暴力土改的逻辑链条包含着两个重大错误，但一大拨人对此视而不见，就像极端教徒维护信仰一样的维护暴力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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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回应：
她说我前面的“洋洋洒洒8条里面一个靠谱的调查数据都没有，别说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了，连小数点前面一位都没有。通篇都是自己观察和自以为是的想象，不仅没有干货，而且全是私货！”我已经回应了你的质疑，至于你想要的数据，在大都能找到，可不是私货，我只做到表述与事实相符、没有漏洞和错误。
下面评价的其他观点：
她引用了“30年代的全民识字率约为26%,市民的识字率为50%,而乡村人口的识字率则为17%。”，然后以此与印度21世纪的识字率对比，试图证明这是暴力土改的功劳。别人指出无法证明识字率提高跟土改有关，她又改口说：“真正消灭地主阶级的运动并不是土改运动，土改运动是从经济上打击地主阶级......真正意义的从文化上消灭地主阶级。”首先，这个中国30年代的识字率数字，显然不能像她那样跟21世纪印度的识字率对比，但已经远高于十几年后印度独立后12%的识字率，还高于朝鲜战争后、未普及教育前的韩国识字率。而韩国未曾有过中国式的暴力土改，但现在韩国的识字率高于中国。不仅韩国，中国识字率并不明显高于未搞过暴力土改的周边东亚经济体，不仅东亚地区，世界上绝大多数高识字率国家都不曾有过暴力土改，因此无法证明识字率与暴力土改有任何关系，更不能证明印度的较低识字率与未搞暴力土改有关，至于她所说的“文化上消灭地主阶级”与识字率的关系就更看不出来了。
中国的识字率在世界上也仅属于中上水平，关于印度和中国的识字率，以及印度和中国是否可以对比，可以看这里
她说：“为了地主的私有财产权我们宁愿只活35岁哟！”，又说：“我举印度的例子是想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社会如果保持着很低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水平，这才是最大的犯罪。”首先说，所谓的35岁没有可靠来源。其次，正如我在回复蚍蜉王子中提到的韩国，朝鲜战争后到70年代人均寿命的提高要比同期中国更快，但这只能证明世界性的医学和农业等领域的进步，证明不了韩国军政府的英明神武，更证明不了人均寿命的提高与暴力土改有关。经过战乱后的恢复期（被共产党认为恢复民国时期和平年景的生产力水平），1952年的人均寿命据现有研究估计为近50岁，已远高于同期的印度和亚洲平均（约40岁），事实上中国战乱期间的人均寿命也比印度高（），而进入和平时期，中国和印度在人均寿命这个问题上，起点就差了近十岁。
至于1950年前世界普遍的低寿命，主要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高、缺少抗生素治疗传染病、不了解起码的卫生知识等，而这些方面的改善，跟土改毫无关系，更谈不上暴力土改了。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地主和富农家庭的子女死亡率也很高，平均寿命也很低。别说地主，查查乾隆皇帝的子女有多少活到成年就好了，就算你把天堂里的地都土改了分给人间，人人都有皇帝家那么多土地，平均寿命照样低。试图论证土改与人均寿命提高有关是徒劳的，无论事实还是逻辑都不成立。
粮食产量也如此，“1950年至1984年，世界粮食总产量从6.3亿吨增至18亿吨，增长了180%还多”，这是农业领域绿色革命的结果，具有世界普遍性，而整个毛时代（1952～1978年，从1.6亿吨到3亿吨）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明显低于同期的世界平均增长率。世界上其他国家，在3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两倍很常见，但少有其他国家像中国人这样，以此证明现政权和毛个人的英明神武、并据此批判前政权的无能，因为人家都知道这是个科学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何况你的粮食增长率还不如世界平均。其他国家就算要赞美现在，也只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而不是赞美现政权，更不会据此批判1950年前历届政府的无能，但为何中国人如此热衷于这么做？不言自明。
“三十五岁”就像“四亿人”一样，是党想让你记住的数字，无关事实。1949年末的中国人口约5.6亿，这是1953年人口普查后就能估算出来的，但现在几乎所有人仍坚信1949年的人口是四亿，难道中国人经过60多年都接受不了如此简单的事实？当然不是，因为这是党想让你相信的，会不断在舆论层面重复灌输。但眼界只要稍微开阔一点，就很容易看到，哪怕是粮食产量、人均寿命、识字率等共产党认为最值得标榜的指标，中国跟东亚其他经济体甚至跟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193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约为1.6亿吨（），相当于印度1950年粮食产量（约5500万吨的）的近三倍。
她说：“固然有很多地主或者富农在建国后遭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并受到长期的歧视性政策打击，但是相比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而言，他们损失的只是土地和舒适的生活，而更多人却不再对饥荒有恐惧，不再对未来没有希望，不必再担心到了灾年就要卖女儿去青楼，不必担心换不上高利贷就要上吊自杀。所以，即使有些矫枉过正，也是不能抹杀土地革命的积极意义。”首先，在回复时已经提过，土改并未使中国人吃饱穿暖，集体化以后还产生了大饥荒。其次，人口买卖和高利贷逼死人是个法律问题，跟暴力土改没有半点关系，世界上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国家，有几个搞过暴力土改？你如何断定暴力土改与这些事有关？没关系的事非要扯到一起，烦不烦？何况在近年，卖儿卖女的新闻仍时有发生，因债务等问题喝农药自杀的农民仍很常见，更别提毛时代因各种原因自杀的人了。把一切都说成暴力土改的结果，试图为暴力土改辩护，这都算什么逻辑？
她说：“地主里有没有善人，当然有，贫农里有没有无赖，废话么！这和那些拿着日军给小孩儿发糖果的照片来给日军洗地的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么？”当然有本质区别，你把地主和日军对比，本身就是错误。几乎每个日军都参与杀人、伤人，但占地主绝大多数的小地主招惹谁了？这个群体的犯罪率，难道比贫雇农当土匪的比例更高？
如此大的区别你都视而不见，按她这个逻辑可以为任何屠杀辩解，以这个句式造句：犹太人里有没有善人，当然有，日耳曼人里有没有无赖，废话么。但这能说明抄没甚至屠杀犹太人是错的？能说明日耳曼人不是先进的种族？这和那些拿着日军给小孩儿发糖果的照片来给日军洗地的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么？
她说：“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很多人反对土改，反对革命。那是因为他们站在了有产者的立场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有产者们制定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也是站在保护他们阶级利益的立场之上”，又说：“革命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背弃了革命的人，不管......公知......五毛，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的社会败类”这些言论在也会得到那么多赞同，说明今天的革命小将仍然不少。再次指出一个错误：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食人习俗普遍存在，平均15%的男性死于暴力，可参考几百年间记载的关于台湾原住民的种种可怕故事，这就是马主义者美化的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在你眼里，吃人、人祭、谋杀算不算不平等？如果不算的话，那么确实可以说“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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