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文彩是一个地主，但他不足以代表中国大部分的地主，因为他的发迹是很特殊的。与大多数的中小地主不同，刘文彩的发迹，依靠的不是精打细算和勤俭持家，而是通过两条非正常途径：一方面是指他倚仗其胞弟军阀刘文辉的权势，从一个小财主一跃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几十个县的川南税捐总办，得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另一方面，则是指他控制下的十万袍哥，即所谓“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
刘文彩最发达的时候有多少财富？据《大公报》1949年3月8日刊登的一份1948年的统计称，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位居第33位；常见的数据，则说他名下有8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当然，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作坊。。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座水碾。
如果不是刘家老六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混出了名堂，混成了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刘文彩很可能一辈子都会呆在大邑县做他亦农亦商的小本生意。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冬，35岁的刘文彩走出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稍后，他又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再往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十年间最主要的工作。
在刘文彩治下，川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32年已将辖区的赋税征收到1957年
从1922年到1931年，十年间，刘文彩先后担任过叙府百货税捐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路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叙南清乡司令，统管81个县(当时四川全境共146县)税收，成为赫赫有名的“川南王”。为了保障这一财政大权，刘文彩在叙府期间，还实际掌控着一个混成旅的兵力。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交际，刘文彩在叙府可谓不遗余力。当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叙府一地，据宜宾文史资料室收集的旧税票和老年人的回忆，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妓女花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有些名目闻所未闻，故而，宜宾当日民间曾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毛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比如，当时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花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四川其他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保存的税票，刘文彩1932年离开叙府之前，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57年的田赋，和电影《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一模一样。
官商一体，大搞投机垄断贸易敛财，“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
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在叙府期间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笑蜀在《刘文彩真相》一书里说：刘文彩初到叙府，用5万大洋兴办的企业“义和”银号，“仅仅两年时间，五万元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1925年，“义和”改名“人和”，“‘人和’规模极为庞大，‘义和’时代本金最高不过十万元”，‘人和’开张本金即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到刘文彩撤离叙府时已积累到二千余万元。总部叙府，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笑蜀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阳光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是不是做的“阳光生意”？没有见到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史料。但刘文彩的“生意”在1928年迅速转向为“不择手段地捞钱”，则是笑蜀也承认的事实：“至此，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刘文彩是怎样通过投机不择手段地捞钱的呢？据曾参与刘文彩1928年“企业转型会议”的目击者的回忆，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
“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是有鉴于刘文辉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随时有可能败走的现实考量；“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
“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为刘文彩翻案的资料，其内容基本都是刘文辉1932年战败退居西康，刘文彩退出叙府回到安仁镇后的事情。如修万成堰,创办文彩中学，主持民间自治组织公益协进社
难道，刘文彩的一生，真的可以以1932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吗？前一阶段在叙府祸国殃民，后一阶段回大邑恩泽乡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修万成堰有仗势欺人的因素，有受益的农民也有受害的农民
据《大邑县志续编》记载，万成堰开始修筑的时间是1931年春，刘文彩当时尚在叙府，并不是主事之人，而只是参与者。县志的记载里没有提到刘文彩，只提到了他的大哥刘升廷和六弟刘文辉：
“民国20年(1931)春，刘升廷在其弟刘文辉的支持下邀约崇庆县中和乡绅等在安仁镇商讨开凿新堰事，商定从崇庆县桃子湃凿渠开堰引水，由受益户自带工具，于4月17日这天万人出动，开堰引水入桤木河。一条宽、深各10米，长10余里的新堰一天就完成了，取名万成堰。同年9月，这条堰又加宽4米。桤木河增加了水量，不仅安仁镇的大片农田解决了缺水之患，临近的唐场、韩场、邛崃县的傅庵子和新津县的一部分共10余万亩农田均受其益。”
该堰修筑成功的关键是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没有刘文辉的命令和威势，这座堰是修不起来的。因为这座堰使大邑县大量农田受益的同时，损害了引水之处崇庆县百姓的利益。刘文辉得势之日，崇庆县的豪族袍哥地主忍声吞气，刘文辉战败之后，1935年就发生了崇庆县济民场袍哥舵把子雷绍华建碾，将万成堰水引入济民堰，随后与大邑县争斗发生血案的事故。可见该堰修筑之初，实有仗势欺人的因素在其中。
再者，刘文辉出面，刘氏家族出头组织修筑万成堰，其动机其实是很明显的。刘家上辈不过薄田数十亩而已，直到刘文辉发迹，刘氏兄弟才开始在大邑及附近各县大量置办田产，据《四川农村60年经济结构之变迁》一书的统计，“在刘湘、刘文辉、刘文彩等刘氏军阀的老家大邑县，军阀官僚出身的地主也占到了地主总户数的49．9％，并占有该县地主所拥有田地总量的80％”。刘氏家族在大邑占有土地如此之多，而大邑素来又以缺水著称，如此，就不难理解刘文辉何以会在自己政治生涯最顶峰的1931年，出面来修筑这样一条万成堰了。
“公益协进社”不是什么公益组织，而是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政府
刘文彩一手创办的“公益协进社”是不是一个“民间自治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聚拢了10万袍哥，拥有1万多条枪的非政府组织。没有哪个民间自治公益组织需要拥有如此这般的武装力量。笑蜀在《刘文彩真相》里说，“刘文彩创办的公益协进社属于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一部分，是为了呼应在西康的刘文辉势力而创建。刘文彩主持的公益协进社，与刘文辉的势力是相辅相成、两位一体的关系”。换言之，“公益协进社”是刘文辉维持其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冠以“公益”之名，但和民间公益自治组织有着天壤之别。
学者王方在《1940年代川西袍哥团体研究》中说：“在成都市档案馆中，笔者找到了一份档案，它是探子向警察局报告公益协进社成立当天的情状。在档案中，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刘文辉与公益协进社的关系，认为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幕后支持者”——可见，刘文辉是公益协进社的后台，刘文彩是该组织的实际操纵者，是当时四川政坛人所皆知的事情，没有人把它看作什么真正的“民间自治组织”。
刘文彩兄弟搞这样一个“公益协进社”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王方的的研究，公益协进社的10万袍哥1万条枪实际控制川西，架空川西的合法地方政府，使川西成为刘文辉在西康的军阀统治的缓冲和屏障。各种材料都显示，虽然国民政府在1940年代屡次下达关于哥老会的各种禁令，但对刘文彩控制下的公益协进社则始终无可奈何，川西地区包括征兵、征粮在内的一切政令、法令，没有刘文彩的首肯，都绝难推行。凭借着公益协进社，刘文彩成了川西的太上皇。刘文辉自己后来也说，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之所以始终不敢吃掉自己，正是因为自己聚拢了“散在乡间成千上万的人枪和地方上的实力分子”。
确实，特殊年代里用来宣传的那些水牢、收租院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否定了这些，并不足以替刘文彩翻案。刘文彩在今天的被洗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这些荒唐，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1、错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地主在中国历史中究竟扮演了一种怎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杨奎松阅读过大量关于土改的资料之后曾说过：“在土地如此广袤和人口如此众多的庞大中国，任何一种情况都不难找到支持它的证据”，所以这里不打算讨论地主这个问题。这里要指出的荒唐之处在于：刘文彩有8000多亩土地，他是一个地主，但他这个地主，没有任何代表性，他是特例，他的背后，是黑白两道，是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地主所望尘莫及的。拿刘文彩来为地主翻案，本身就选错了对象。
2、许多人在网络上、微博里把刘文彩打扮成一个温厚的开明乡绅，实际上已经犯了与当年相似的错误——把人物脸谱化。只不过当年脸谱化“恶地主刘文彩”，使用的手段是捏造历史；而今脸谱化“好乡绅刘文彩”，使用的手段则是屏蔽一部分历史，将他那些“善举”的背景统统省略。
3、即便不考虑地主身份的代表性问题，也不追究那些“善举”的政治背景，刘文彩也仍然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的否定和鞭挞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刘文彩的一辈子，横征暴敛,祸国殃民。他绝大部分的财富积累，都是非法所得，与那些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普通地主迥异。在桑梓修段路，办所学校，抵消不了他的祸国殃民。试问：一个把赋税征收到1957年的军阀，是值得肯定的吗？一个黑社会头子，是值得肯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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