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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俗，在国际上又称“民间社会传承”。我国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是研究社会习俗的经典之作，汉代应邵的《风俗通义》是世界最早的一部民俗专著。社会民俗是世代传承下来的社会集团结合，交往过程中各种关系间形成的习俗惯制，深刻地支配着社会生活和事务，直接关系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千古绝唱余姚腔
余姚腔是中国古代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与浙江海盐腔、江西弋阳腔、江苏昆山腔，合称中国四大戏曲古腔，是产生最早，影响深远，成为各种戏曲新兴声腔所吸收的古腔，曾风靡全国。
余姚腔因产生于余姚而形成得名，宋元时期，余姚戏曲昌盛，姚城、浒山、梁弄、马渚皆有戏台，正月十三灯节，庙台演戏，宗祠张灯结彩，杂奏音乐;四月赛神，大演甲戏;九月十二，姚城、慈城、丰惠三县城互迎城隍神演戏;冬至各乡村祠堂，鼓乐演剧，大兴堂会，现在鹿亭始建于宋朝的仙圣庙戏台，演戏酬神，庆典活动，已成时尚，涌现出了一批“戏文弟子”，至明朝，余姚梨园弟子，遍及长江南北，名闻遐迩，明朝《词谑》一书介绍：余姚名伶董鸾“长于歌”，“做工尤佳”;自宋到明的四百年间，余姚腔在本土形成。据史料载：最早定名“余姚腔”，出现于明朝陆蓉《菽园杂记》和祝允明(字枝山)的《猥谈》之书，称“所谓南戏盛行，…今遍满四方，妄名余姚腔…之类”，此时余姚腔已盛行大江南北;徐渭(字文长)《南词叙录》说：“今日之家，…称余姚腔，出于会稽(绍兴)之余姚”早已在江苏、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流行。余姚腔在明朝初年已经流传各地，到了清朝中叶依然演出不缀。
吴哥杂曲，并出江南;越声调曲，并出余姚。余姚腔声调，产生的土壤有二种：一方面，源于余姚乡村地方的曲调、谣曲，承传了六朝时期“新乐府”民歌的影子，吸收了市井民众文化，江南农村“唱山歌”、“唱小调”的声调，由于俚词肤曲，杂白混唱，以曲代言，使百姓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吸收了北方音乐和法曲曲调，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有诗说：“平阳音乐随都尉，留滞三年在浙东”，都尉即唐皇驸马于季友，曾在明州(宁波)任职，带来北方音乐，特别是法曲在浙东的流传，形成“道士腔”，余姚腔大量吸收了法曲的精华，创新调腔。同时随着明代戏剧家高明在宁波栎社创作的《琵琶记》在全国的流行，所使用的余姚腔也随之流传，当时余姚腔在浙东被尊为“越调”、“江南越曲”，由于地方官员把《琵琶记》呈入宫廷，明太祖朱元璋看了大为高兴，余姚腔从浙江一隅进入京华，从北京流向全国的戏曲声腔地位确定;同时，又由于余姚庵东盐场盛产食盐，“余姚官盐”占浙省三分之二，长江诸省盐商往来频繁，本地盐商往往带戏班从之，余姚腔盛行江淮南北。
河姆渡原始音乐
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哨、埙以及木筒，是我国目前年代最早的远古音乐器(文物杂志)，哨是原始时代出现的吹奏乐，埙也如此。
七千年前的余姚先民，在这块依山傍水襟海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世界是最早、最辉煌的稻作文化。据河姆渡遗址两期科学发掘出的7000多件文物证明，先民不仅在吃(以稻米为主食，山上水里丰富的动植物为菜肴)，穿(用原始织物制衣)，住(有数十米长的干栏式榫卯结构的木屋)，行(用舟与桨在水面上航行)，而且在饰(许多造型精美、雕刻细腻的骨、牙、玉、石、木的装饰品)、玩(有许多小玩具和陀螺等实物)，养(已盆栽花草和驯养小动物)等方面有着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在乐(有世界是最早的骨笛、陶埙和木筒等乐器)方面成为原始音乐的先河。
先说骨哨。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共有160件，有一件出土时内腔另插有一根大型禽类肢骨，近似现代儿童乐器竹哨。浙江省博物馆藏品的河姆渡骨哨，据专家认定，部分骨哨，至今仍可吹奏简单的音调，与鸟鸣相象，可能是先民利用骨哨发出的鸟鸣声诱捕各种飞禽的。
骨哨在河姆渡时期，可能是助猎工具，也是后世箫笛类吹奏乐的远祖，在中华的文化缔造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再说木筒。据中国《文物》杂志“河姆渡第二期发掘报告”，河姆渡出土木筒有20多件，属于首次发现，有18件基本完好，这是一套远古典型打击乐器。经中国艺术院测试和仿制，已经奠定了五声(宫商角徵羽)音阶的基础。河姆渡编筒既是我国商周时代编磬的前奏，又与后来的编钟有许多相似之处，成为东方远古原始编筒音乐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