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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
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
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
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二
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
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
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
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