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一
《西班牙旅行笔记》是林达夫妇在2 0 07年1月出版的作品，在写作方式上延续了他们一惯的风格— —在轻松叙事和描写中透视国家、历史、政治、社会转型等严肃命题的风格。林达在这部作品中展示了这样一个“西班牙式”国家转型样本：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来者是否可以将历史的教训应用到现实的抉择中，以此不断缩短冲突时间和减少杀戮，这样才是进步的。
如果对佛朗哥政权近4 0年的统治为此后西班牙平稳过渡到民主法治国家所做的正面准备进行盘点，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佛朗哥最终消弭了内战结束前西班牙国内所盛行的左右极端派别激烈的碰撞，这是使一个国家在具备了经济、国民素质、民主意识萌芽等因素以后，平稳过渡到民主法治的根本。所以，对这段历史和佛朗哥政权的考察，至少要推至更加长远的过去。19 31年4月14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走出王宫，向民众彬彬有礼致意，然后登上马车，开始了自己的法国流亡生活，他否决了否认选举的建议，他说他不愿意让西班牙人再度流血。但是，阿方索十三世并不知道，自己的妥协和出走，已经不能使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支配下的西班牙社会从动荡中解脱出来，等待西班牙的也许只能是流血与冲突。
在此之前，从法国大革命那里承接了革命精神的西班牙人，在面对法国推出的伴随着侵略和种族蔑视的改革时，西班牙开始出现极端的反对“法国化”或者是“欧洲化”的派别，这使得西班牙本来温和的保守派也开始推出极端的一派。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之外的欧洲所经历的境况是，在19世纪末期，欧洲已经开始逐步的工业化，而西班牙却在动荡中迷失了几十年，直到在古巴发生的“美西战争”，才开始让这个曾经富的流油的国家的精英分子明白，自己必须要寻找新的道路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9 8一代”，他们在西班牙的出路问题上，在“欧洲化”和“从西班牙自身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寻找出路”之间，存在激烈的分歧。
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时候，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另一支也必定走向极端，而且，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度的震荡必定在两个极端的派别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绝不会回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且，民众也总是被极端的观点所吸引。所以，西班牙国内社会频发冲突，包括后来通过选举推出的第二共和国也在剧烈的动荡冲突和镇压与罢工中走向内战，并最终以佛朗哥建立威权政体得以终结。
这就是西班牙在极端派别对抗下呈现给历史的现象。西班牙在内战结束的那一刻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尽管这个起点被林达称之为“十字路口”而非转折点。
二
那么，在随后将近40年的统治中，西班牙发生了什么？“复杂”的佛朗哥给西班牙留下的遗产中包括了什么？在我看来至少包括：改革的经济基础和对外开放的意识和行动，这消除了之前遗留下来的极端对抗思维，并在一定基础上使西班牙逐步走向欧洲，走向世界。我们也许可以从几方面对佛朗哥40年的统治进行相对乐观的分析：
首先，佛朗哥统治期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最有可能被拖入“二战”，而且是最有可能被拉到法西斯一方的西班牙，最终得以幸免，这为西班牙在“二战”后进入由新战胜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赢得了正义，至少不会被鄙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从那时候起，西班牙就开始走上了向欧美开放的道路，这对西班牙此后的经济进步非常重要。
其次，阿方索十三世统治时期，各项综合指标都体现出，这个国家正走出相对愚昧的封建时期，并有可能获得前进。1929年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个十字路口，按照林达的说法，摆在西班牙前面的有两条路，一是苏联模式，一是纳粹之路。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借助纳粹打败了苏联支持的一方，但在此之后，西班牙没有选择纳粹，也没有走向苏联。
在这两个当时都在拉拢西班牙的极端势力面前，西班牙看到了民主法制的前景，只是，还无法期待马上走向这条道路。这是佛朗哥选择的历史正确性。这样选择的结果是，4 0年后，在战后一代出生的人成长起来之后，这个国家各个派别的领袖开始真的以宽容和理性去迎接民主和法制体制，并对这一社会运行方向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和耐心，在最终摆脱历史宿怨的氛围中，以更开放和建设性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且，在这个时候，从经济、人和思想方面，西班牙准备好了。
所以，林达在对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进行历史性审视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不进步并不意味着是退步，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讲，不进步也许就是进步。
后来，作为国际纵队一员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在其著作中评价佛朗哥说，“他是一个落伍的人”。但是，他的落伍为西班牙保持了近4 0年稳定的秩序性，而没有像之前那样在派别的不断更替中使国家陷入混乱，这个国家才得以喘口气再上路。
在佛朗哥时代的后期，改革已经发生，其中包括佛朗哥政权对一些开明思潮的容忍和对一些改革派人物的予以重用，比如弗拉加。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他代表旧有体制组成政党参加竞选，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也避免了暴力反弹。
回到经济基础层面。1931年，来西班牙旅游的人数是2 0万，而到19 6 4年这一数字变为了15 0 0万，197 8年达到了39 0 0万，超过了西班牙的总人口。并且，战后因为贫困迁徙出去的移民，在西班牙于1974年实行开放的时候，每年为西班牙带回财富7亿美元。那个时候的佛朗哥完全可以选择不开放，因为开放就意味着威胁自己的统治，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开放。正是因为这一开放的态度，2 0世纪6 0年代，在外国资金的帮助下，西班牙开始走向经济腾飞。1936年，西班牙失去了它的全部黄金，但30年后，它成为全世界黄金的第二大买主。所以，林达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它哪里是在买黄金，西班牙，是在买回它的自信”。
三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军人，佛朗哥为西班牙平稳走向民主法治做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西班牙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并且，他为西班牙选择了君主立宪制度。这被认为是有着强烈信仰传统的西班牙最合适的路径选择。
而且，在选择由谁当国王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在外流亡的唐8226;胡安，这也许是因为他担心胡安会对他的权力形成挑战，但是，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西班牙重新走向封建君主制。他选择了唐·胡安的儿子— —胡安·卡洛斯。不要忘了，是佛朗哥同意卡洛斯从小开始接受西方贵族的系统教育，而且，让其在军营中获得了历练，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令军方也很信服的领袖。这就使得佛朗哥可以在不违背西班牙历史宗教传统的情况下，巧妙的完成军队的国家化，而且，在后来西班牙民主化发生剧烈震荡的时候，这项决定挽救了这一进程。这在世界各个成熟的民主制国家历史中都是罕见的。
历史的真相也许隐藏在很多细节当中。从西班牙内战后建造的殉难者十字架也许可以看出，佛朗哥对内战的胜利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看法，实际上，他默认了在内战中死去的人都是为西班牙新起点而牺牲的人。这在其他国家也许很少看到，尤其是内战以后。
欧洲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每当一方取得了胜利，都会建造一个凯旋门，所以，林达在他的旅行中曾经提到，看到那么多的凯旋门，一时间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就是，每一座凯旋门除代表一次胜利之外，其实，都代表了一次冲突，甚至是杀戮。而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执政时所建立的那座纪念碑，让我们看到了对死难者共同的哀悼，也就是在那时，西班牙人开始看到，不管怎样，西班牙都是自己的西班牙。
1975年，佛朗哥去世。在他去世的那一天，西班牙街头的香槟酒被抢购一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在这四十年的威权统治之后，西班牙又要重新出发了，这次的方向，将是民主与法治。苏亚雷茨、卡里约、“热情之花”、弗拉加、冈萨雷斯、卡洛斯国王，这些人为了这样的共识彼此都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和宽容，并且，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对话终于在两个温和派别之间展开，激烈对抗也得以避免。这些改变达成了这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底线，而这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也终于可以避免被一些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极端派别所绑架，他们终于在同一个西班牙的背景下竞争、对话与合作。在执政党的政策遭遇质疑和困境时，这些反对党的领袖甚至站出来表示对政策的理解和忍耐，以唤醒民众的耐心，这在现代公认的民主化比较成熟的国家都很难得。所以，在此过程中，我再次陷入了一个悖论：是英雄制造了时势？还是时势制造了英雄？
当然，在此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因为没有处理好与军队的关系，西班牙曾发生过一次危机，但是，正因为之前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危机才得以化解，并且，这为彻底实现文官政府和军队的良性互动关系赢得了时间。
那么，“西班牙式”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路径将给更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