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Richard H. Thaler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与行为经济学教授，行为决策研究中心主任，《助推》作者。被认为是“现代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先锋经济学家”。
金融危机之后，墨西哥湾紧接着又发生了漏油事故。从这些连续的事件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所谓巨大灾难的毒药配方。配方中的材料包括那些被错误地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风险、高管层和规范者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的复杂技术以及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根本不确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自己的合作伙伴。
对于金融危机，事实已经很清楚，很多执行官和公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合作伙伴和交易员的所作所为带来的风险。最近针对高盛的官司，让人们看到了银行、投资者、对冲基金和信用评级机构潜在的利益冲突。而且对于规范者来说，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一个主要由律师组成的代理机构，并不能坚定地站在规范市场行为的立场上，对那些最终引发危机的晦涩的交易策略实施有效的监控。
漏油事件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在期待下文的同时，发现BP低估了事故风险是不争的事实。BP的CEO Tony Hayward声称，这是发生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事件。当然，确实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可以确切知道事故发生。BP是否太倒霉姑且不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人并不擅长估测小概率事件中的真实机会，特别是当人为错误也牵涉其中的时候。
1979年在同样的地方也发生过漏油事故，当时有1.4亿加仑原油泄漏，漏油时间历时9个月。这样的风险真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吗？
这起漏油事件在风险评估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三家企业“团队合作”的结果。除了BP，还包括Transocean公司, 钻井平台的拥有者；Halliburton公司, 提供混凝土工程方面的服务。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爆炸当天在现场的126人中，只有8名BP的员工”，“（来自不同公司的员工）他们的利益取向并不总是一致的。”
政府怎样才能降低未来灾难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呢？那些因自己的经营活动而有可能带来重大危害的公司，在事前或事后，必须为自己所造成的损失买单。经济学家往往会同意这种常规的补偿方式，但问题在于如何让这样的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试想一下，我们尝试提前向那些经营活动对社会有潜在危害的公司征税。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些标准，从而判断他们有可能带来的损失。但是就最近的灾害事故来看，在灾难发生之前，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石油钻探领域的公司都会声称，我们现在正打算整顿的事情不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风险，从而要求我们把所征税款降到很低的水平。
另一个选择，在事故发生后公司成立一个赔偿委员会或相似的组织，全权承担危害事故造成的损失。BP自愿提出会对其造成的所有伤害赔偿“合法”的损失。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仅仅就如何定义“合法”一词，就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现在很多运营钻井的公司并不像BP那么财大气粗、荷包鼓鼓。如果一家价值10亿美元的公司要为相似的漏油事件承担后果、支付赔偿，那么它只能破产，到那个时候，对灾害赔偿我们也无从收账。同时，如果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够谨慎，会变相地鼓励财力雄厚的企业把钻探业务扔给那些一旦出事就没有赔偿能力的企业去经营，而自己安居幕后。
考虑到政府在政策上的改革，应该从1990年颁布的石油污染法案入手，该法案也就是在埃克森石油事故之后出台的（1989年，埃克森的油轮在阿拉斯加搁浅，当时泄漏的原油是这次漏油事件的三分之一）。该法案对出现漏油事故的企业泄漏的每桶原油课以1000美元罚款，如果发现疏忽怠慢，罚款增加至3000美元，同时要求企业承担清理责任。除此之外，企业还要承担一些连带的经济损失，如对渔业带来的影响，但这类损失的赔偿以7500万美元封顶，除非企业同样存在怠慢或违反安全条例的行为。
正如有些人所建议的，我们可以提高损失补偿的上限，但是不封顶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上不封顶确实有可能超过实际经济损失的额度，同时也必须考虑企业是否有能力做出赔偿。这样的政策应该更具有吸引力：在钻井权利中附加一条托管保险政策，该政策中设置一笔可扣除金额，比如说1亿美元（根据项目金额不同，对于超过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可按相应比例设置较高金额）。在理想状况下，这会刺激保险公司密切监控企业风险，为降低损害也尽一份力（不过，近期经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
这一经济解决方案是建立在企业接受正确激励并作出正确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但是，金融危机和漏油事件又让我们对企业是否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缺乏信心。当BP被指对深海漏油并没有做好全面的准备时，Hayward说，“这是完全公正的批评。”他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我们从工具箱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具。”
现在BP市值820亿美元，漏油事件让BP的市值降低了44%。很明显，BP受到强烈的经济激励，要做好自己的应急计划。未来，如何做好充分的应急计划将会是企业经营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时，对于政府来说，需要配套的专业机构来对这些计划做出评估。正如上个月，一个海岸警卫队巡查员在国会听证会上所说，“技术发展的脚步显然跑得太快，跑出了法规所能约束的范围。”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困难的环境。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共领域，都需要解决很多类似的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坐等下一次灾难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