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陈 颖 邢章萍 他和于丹被认为是北京师范大学最受争议的两个人。从大学开始，他的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就被高层领导亲笔批示给予肯定。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他的很多关于房地产业发展的言论正在被现实证明其正确性，他也因此被称是为“给房地产市场算命最准的人”、“中国房地产舆论领袖”、“中国房地产四大名嘴”之一，但是也因为其抛出的“房价国情论”、“空置率较高是天大的谬误”、“房地产救国论”等观点，他被一些网民抨击为“人民公敌”，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管理学院教授董藩。 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 农民出身的董藩，高中之前没有学过英语。但是他那年依然成功进入高中，成为他所在学校里唯一没有英语成绩而被录取的学生。巨大的压力让他在高考前休学了八个月，考试后他放弃了报考北京、上海的大学，选择了当时位于大连的隶属财政部的东北财经大学。在填报志愿时，董藩看到了投资管理专业，在他看来投资应该和钱有关，管理又是管钱的，这个专业应该挺好，于是就选择了它。 初上大学的董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满激情。大一暑假临近时，教育部和团中央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参加暑假实践活动，公布了一些调研课题。董藩对有关流动人口的实践题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董藩通过老师从图书馆借了几本有关人口学方面的书，做了充分准备后，董藩回到他的老家——长白山附近的几个县开始调研。调研中他发现，东北地区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很多外乡人的到来，但这也增加了人口管理的难度。“当时的人口管理是按照户籍进行管理，流出地的计生部门表示找不到人，流入地的计生部门表示，外来人口不是当地人，不归他们管。”在大量的调查基础上，董藩写了《长白山区农村地区人口增长原因和控制对策》一文。“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篇文章写了8650个字，而且在学校社会实践论文评比中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我的胆子也大，就把这篇文章投到了当时北京的《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杂志，没想到真就收到了86.5元的稿费。呵呵。” 后来，董藩对这次调研结果进行了总结和升华，写出了《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一文。他提出对于人口的管理，应该改变按户口管理的模式，要按地域来管。流出地要给流出的人口开计划生育证明，流入地的部门必须看到这样的证明才能允许其在这里居住、就业和经商。在一位老师的指点下，董藩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之后这篇文章被老师带到了为参加国际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会议做准备的全国流动人口与城镇化的研讨会上。这篇文章引起了包括当时国家计生委领导在内的专家的高度重视。后来有关部门在此观点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国家课题，作为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法规的参考。后来出台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就充分体现出董藩的这一思路。 大学时期的董藩对我国的区域经济有着浓厚的兴趣。根据当时的区域经济状况，董藩与同学张庆昉合作，提出了“双向环流战略”，加快西部开发的进程，这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家计委组织专家对两位同学的成果进行了鉴定，认为很有新意和可操作性，决定在制订“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采纳其中的科学建议。 在整个大学期间，董藩发表调查报告、论文、评论等各类文章达七八十篇，创造了公认的奇迹。作为学生会学习部部长和大学生经济学会会长，他带动更多的学生参加到了社会实践和论文写作中，把大学生调查研究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很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在媒体上发表了。这一现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被称为“董藩现象”。董藩说：“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都曾给东北财经大学写过信，要来学习这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模式，《求是》杂志也希望学校的党委书记站在教育改革的角度写一篇大学经验交流文章，试图找到教育改革的突破口。” 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科研突出，董藩被学校保送攻读本校的研究生，继续他在东北财经大学的学习生活。 曾经最年轻的副教授与教授 转眼，董藩的研究生学业结束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董藩想的就是找到一份条件不错而又稳定的工作多挣些钱，尽早独立。这时，李嘉诚捐资创办的汕头大学高薪聘请老师，最高月薪1万元。这对农民出身的董藩来说充满了诱惑力。于是，董藩就把自己的材料寄给了当时汕头大学的校长林维明先生。不久，汕头大学的校办通知董藩免去面试环节，直接录用了。但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董藩发现自己水土不服，语言不通（当地人都说潮汕话），而且人际关系也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处理。董藩又回到了辽宁。 回到辽宁之后，有熟人曾设计场合，让时任省长与董藩见面交流辽宁省的第二次创业问题，并借机推荐董藩给省长做秘书。但是省长听完董藩的建议后高度评价其观点，表示将考虑采纳其建议。至于工作，省长认为董藩很优秀，当秘书太委屈了，因为他的秘书都是在做一些很繁琐的事情，就热情询问他是否愿意到计委或财政厅等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这偏离了董藩最初的想法。
今天中国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当时是东北财经大学的校长助理，正准备出任副校长。基于对董藩的了解和高度认可，他希望董藩可以留在母校教书，为学校做些贡献。但是当时教师的住房条件特别简陋，在夏德仁答应一周内解决他住房问题的情况下，董藩留了下来，开始了他房地产方面的教书之路。 当然，住房问题并没有在一周之内解决。那时的高校住房实在太困难，一些调走的人往往继续占据学校住房，学校没有办法做到强制收回住房，董藩只好继续住学生宿舍。为了给董藩一点补偿，在连助教表格还未填写的情况下，学校计划破格提拔他为讲师。本来那次职称评审只是为9个年轻博士而准备的竞争5个副教授指标的“打擂”活动，董藩只是顺便被安排在一起陈述一下自己的科研业绩。但是没想到的是，由于他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发表了100多篇论文、调查报告，出版了一部著作，还有一些建议通过内参发表，影响到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决策，还有一些成果获得了重要奖励，而且他在职称评审会上对答如流，评委一致认为已经达到副教授的水平，最后26岁的董藩以34票赞同的结果（共37票）被评为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年龄最小的副教授。 也许正是这个副教授职称的提前到来，为董藩以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的难题。28岁和30岁时，董藩两次申请破格评审教授，虽然他都达到了标准，却都没有通过评审。渐渐地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深刻体会，于是他决定调离母校。 当时，由于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与东北财经大学之间因为挖人才“墙角”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快，董藩无法顺利进入自己比较看好的这两所学校。最后董藩进入了一所民委在大连新建不久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的时任校长金涛曾是时任总理李鹏的部下，企业家出身，他开出让学界震惊的四个条件引进董藩。于是，在董藩到达该校报到的那一天，学校下文，31岁的他又成为全国社科领域最年轻教授之一，并得到了理想的住房。 追求中立带来了争议 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董藩感觉到北京更适合从事研究工作。在与学校合同到期后，他征得领导同意，经过一番联系，被北京师范大学以优秀人才名义引进北京工作。 当董藩的事业可以正常发展的时候，他又被卷入了中国房地产的舆论漩涡中。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董藩有关房地产的言论也愈来愈多，对他的指责也越来越多。一方面面对的是国家领导人“董藩的文章很值得读”之类的肯定批示，另一方面他又被许多人骂得“狗血喷头”，被说成是“开发商的走狗”、“政府的御用文人”甚至“人民公敌”，2005年以来对他的争议似乎就没有平息过。 2006年，董藩在他的一篇博客上这样写道：“不管有多少人骂我，我仍坚信，如果踩‘跷跷板’，仅仅站在老百姓一边，或者政府一边，抑或市场一边，都是不完全科学的，有时甚至可能添乱。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他可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又不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又要考虑政府的能力，还要考虑市场运行的规律；他既要考虑当前的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到了这个‘球体’上，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站在‘球体’上，因为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立足点。” 中立的学者身份一直是董藩追求的，也正是这样的追求让他更看重实践的作用。为了让自己的言论客观公正，董藩会利用周末、假期以及演讲的机会到各个城市调研，他计划要在这些年走访中国至少200个城市，他说这样才能对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有整体的把握和了解。他还与众多房地产业界的人士接触，了解最前沿的动态、经营中的问题以及不规范的地方。在董藩看来调研实践是他做科研的基础，也是他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依据。他反对从课本到课本的教授方法，当然，实践总是需要升华的，但是升华的基础必须是对实践的洞悉。 在董藩看来只有中立的学者才能理性地看待领导人的意见和决策。正确的意见要支持，但是不正确的就要予以指正。在房地产业发展方面，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只站在开发商一方或是只站在消费者一方都是不对的。政府不能只考虑买不起房的人的苦楚，而任由就业形势恶化和有房人的房子贬值。 “我们试图站在中立的位置解释房地产的现象，但是一般人又不能理解。当没有人公正地评价决策的时候，决策还能不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是研究这个领域最深的，当我们都不说话的时候，当我们把错误的决策意见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哪有科学发展观而言？当出现不正确的决策的时候，决策的后果只能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的。” 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争论，董藩深深感到，这个领域的困境是与学科设置的缺失和人才的缺乏密切相关的。现在，董藩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教学上。因为自己的成长不容易，在任何的场合董藩都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他认为没有超越就不会有发展。在学习上董藩总是会尽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严格要求；也会用正确的态度去影响学生，让他们勇于面对现实；他会给学生创建一个学习实践交流的平台。北师大管理学院发展的历史还很短，条件不够完善，董藩说：“我把教学做好，把学生教育好，尽自己的力量推动学科的发展，这就够了。” 董藩教授简介 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房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及多所大学兼职教授。提出了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实施“双向经济环流战略”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和“工业化进程规律”等多种（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和范畴，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5项，主编国家“十五”重点图书等6套丛书，出版著作、教材近10部，其中关于房地产的著作、教材发行量达40万册。在国际会议和海内外报刊发表文章300余篇，70次获国家、省（部）、市级奖励。成果60余次在内参刊出，20余次直报国家主要领导人，50余次受到国家、省部级领导重视、批示、表扬，影响到国家和地方发展。在房地产领域，他是公认的对国家决策和舆论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曾被评为“年度中国争议人物”、“中国房地产年度人物”。其个人业绩和观点被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他也是外国政府和金融界高度关注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在业内，他被誉为“国策高参”、“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学术界的彭德怀”、“给房地产市场算命最准的人”、“中国房地产四大名嘴”之一，当然也受到反对者的强烈攻击，被称为“人民公敌”。 他担任Gerson Lehrman Group、瑞银、德意志银行、美国资本集团等多家海内外顶级咨询机构、投资银行和开发商的战略顾问或咨询专家，协助企业快速发展。他长期给中国几大商业银行总行系统以及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中大、厦大、浙大、重大等高校各种总裁班、韩国企业家班、新加坡企业家班、万科、SOHO中国等海内外顶端业内人士讲授房地产宏观调控、房地产投资与理财的课程，每年听他讲课的海内外企业家达5000人次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