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于海洋
6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给了处于全球经济再次探底阴霾下的人民以很大的期待，但为期两天的会议没有奇迹发生，政治家不是魔术师，他们也做不到在紧缩财政和保障复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实现完美的平衡。有专家用“承前启后”来隐喻此次大会无所作为，这种假设有些刻薄，但部分来说是正确的。毕竟，此次峰会只是对欧洲和美国政策取向已经发生的分道扬镳做了一个确认，大会所达成的一致行动方案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和共同的评价标准。我们没有必要彻底否定G20的价值，但必须承认它只有经过重大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作用。
真正意义的国际机制尚未形成
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倒苦水，认为太多的讨论让人“精疲力竭”，连这样一位表现欲和辩论精神极强的总统也感到吃不消，会谈之艰难可见一斑。更糟糕的是，在频繁而艰苦的会晤后，我们没有看到各国之间就重大问题达成妥协的可能。《峰会宣言》中关于世界经济增长需要兼顾“强劲”、“可持续”和“平衡”三个特征的表述，基本上是各国相悖诉求原汁原味搅和在一起的大杂烩。尽管公务繁忙的各国首脑们本意不是到多伦多做文字游戏的，但影响力和实际效能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为G20峰会的最大顽疾。
说到造成G20疲软的原因，很多学者将机制缺陷视为第一大原因。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G20峰会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国际机制，它在组织、议程、保障与奖惩等方面面临的问题都和缺乏机制设计有关。
首先，G20成员身份差距过大给峰会带来了很大麻烦。由于过于在意成员身份的全面性，峰会丧失了一个有效率的国际机制所必须的身份上的代表性。成员们经济发展阶段相差过大，需要处理的经济难题全然不同，寻找共同关注且可以形成公议的话题其实相当困难。以此次峰会为例，欧盟强调全球经济要解决国家债务安全问题，但欧盟所面临的经常性财政赤字恶化问题与其深厚的福利国家体制和平民民主主义倾向有很大关系。这种体制在除欧洲以外的土地上难以寻找到范本。因此，欧盟经济探底风险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但欧盟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却绝不是世界性的。让中、美、印等国目前采取强力措施削减赤字就像强迫一个有胃病的人去听耳鼻喉科大夫的医嘱一样不可行。
其次，没有共同的议题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而重要的议题并不一定就是共同的议题。一个成功的机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可以过滤议题，寻找出真正可以通过协调解决的问题。此次峰会上看似紧缩财政和保障复苏两大趋势激烈对峙的背后，真正的问题可能是为实现复苏借贷的钱能否偿还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利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复苏可能导致不良债务的话，复苏所用费用是否可以从政府手中转移到更具有经济效率和更关注偿还能力的企业手中。只要确保花出去的钱是有效率的，那么偿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G20峰会目前的议题选择立足于重大国际经济问题的沟通，而不注重实际合作过程的推敲，这种论坛型的会议思路使议题的选择趋于空泛。
除了议题的选择之外，G20峰会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约束力问题。英国学者艾伦·贝蒂认为G20如果不想沦落为“清谈俱乐部”就需要“通过施加外部约束，迫使成员国接受令人不快，但必须实施的政策。”就目前国际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看，我们无法指望其建议马上变成现实。但这不意味着一种柔性的但是难以拒绝的保障机制就建立不了。G20目前能做到也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对各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和共识设立严格的和广泛的公开监督。多伦多峰会要求发达国家在2013年之前将财政赤字减半，那么通过协议规定各国在什么场合、以怎样的规格宣布其遵守承诺的程度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制约程序性保障，可是这种常见的审查机制并没有体现在峰会设计当中。
不太适合解决具体性的经济问题
G20峰会本身存在缺陷，但这些缺陷不是G20让人失望的唯一理由。必须看到，国际机制、国际协调并不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共赢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必然发生的。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分析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时认为，危机的直接根源在于“资产证券化”，大量贷款流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泡沫领域后又被打包成欺骗性的证券，投机变成了解决不良借贷的常态化办法。从深层次看，则是因为2001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资本的投资方向出现了迷茫，最终涌到楼市形成泡沫。蒙代尔的判断隐含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大量的流动资本会涌向高风险的风险投资市场？生产性领域遇到的困难可能是投机盛行最好的解释。
在多伦多的会场，欧美政要们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保经济增长还是保收支平衡上。但是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由于西方世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度，想依靠内部市场取得持续的高增长和实现社会财富显著的增加已经不可能，必须从更大也更落后的发展中世界寻找舞台。发达国家有偿转让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发展中国家提供原材料和消费性产品，这构成了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世界经济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积累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广阔纵深。但是2009年经济危机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资本没有被投入到全球性生产的广阔纵深中，尽管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依然不发达的现状使实体经济的发展几乎不用担心市场饱和问题，但资本依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科技与现代生产力的供应不足状况使全球累积的资本看不到世界范围内普遍盈利的广阔商机，它们只能转战风险投资市场。
信息革命的神话曾经极大刺激了发达国家的市场信心，但是发达国家国内市场的有限性使任何不带发展中国家玩或者限制发展中角色的思路都会毁掉这种信心。罗斯福曾经说过，在一半人赤贫的情况下另一半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世界眼中，全球化是一个很现实的工具，政治家们喜欢把科技与生产力当作国家政治意志的工具。很多国家都更愿意看到一个处于自己严格控制下的、能够贯彻国家意志的全球化进程。但是有一句俗话叫做棍棒打不死经济学。经济规律是无法篡改的。对全球现代化进程和生产力进步的限制不仅伤害了后发国家，发达国家在同一过程中也损失了效率，因为它们拒绝卖出的恰恰是自己最擅长也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与此同时它们还消费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共服务，其借贷消费趋势和经济停滞根本无从避免。
拯救生产力，真正将科技革命变成世界全面普遍发展的现实，才是G20这种具有普遍代表性却缺乏一致性的会议模式根本的议题。在全球性经济链条中，G20因为其组织形式并不特别适合解决具体性的经济问题。如何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达成方向性的共识，才是G20的价值所在。考虑到二十国集团囊括了全球GDP的90%，国际贸易额的80%的贸易额，我们有理由期望更多。
于海洋
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