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贾康 在中国，自多年以前就开始探讨的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道扬镳后，进展并不顺利。政策金融到底怎样构建它的体系？怎样支持这些直接效益往往并不明显的绿色经济的发展？它在近几年受到明显挑战之后何去何从?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全面深入的探讨和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因此，有必要结合绿色金融，进一步去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笔者看来，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有政策性资金介入，构建一个哪怕是粗线条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其中可能也有必要组建政策性定位的金融机构等等）。势必要求政府支持的操作主体，与其他市场一般主体、企业、商业性银行机构等，形成一种风险共担的机制。 过去，往往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财政出钱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信用担保机构等）。但碰到的问题是，现实中，这样一个政策性定位的主体运行起来之后，各方面认为它理所应当承担全部相关风险；在实际项目里面，企业都认为只要政策性金融因素注入之后，就可以规避所有风险。这样，在财政看来，这个机制就像个“无底洞”——发生了所谓“道德风险”，权责利脱节的弊病，使这个过程不可持续。 已组建的信用担保机构全国有几千家，好多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先注入资金，让他们发挥政策性的信用担保作用。但是运行起来后发现，如果按照政策性定位的初衷去做自己的业务，会出现资金萎缩压力。而资金萎缩如得不到规范化的后续资金支持来化解，那么在这样的约束面前它会转而去寻求自己也做短、平、快，也做商业性项目，而背离组建时的初衷。这种尴尬局面大量发生，我们还没有看到很成型的应对措施和方略。 由此可以看出，今后要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探讨怎样形成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里面各种主体风险共担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实际上，国际经验和现有的一些探索，说明这种风险共担机制和可持续机制，是可以由粗到细打造的。 如美国主导的倾向是推崇华盛顿共识、政府无为而治，但实际上美国一直存在着政策性担保机制，以预算安排支持资金。但政府政策性支持机构所承担的风险，一般最高不超过85%。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曾经适当提高风险界限，比如说到90%，但是绝对不会100%承担风险。那么，这样的项目参与各方，自然会有风险意识，同时运行机制就有内生的激励约束的对称性。 目前，在现行体制下要进一步推进机制转换的过程中，这样的风险共担机制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在现在信用担保的具体运行上，应该看到商业性的信用担保机构也不断涌现。政府支持的，包括这些主体要积极探索的，正是绿色金融创新，需要探索风险共担、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还有一个支持对象的遴选机制问题。比如，一般原则上，大家认为贴息是好的机制。这几年在中央层面上，贴息也已有针对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的非常明确的安排。国家几百亿元的贴息，可以吸引至少十倍以上即几千亿元社会资金。但是相关的矛盾是，既然贴息引出了政策支持问题，也就产生了谁可以得到这样的机会，谁该得到贴息的问题。因此，必须尽可能防止该支持的拿不到支持、不该支持的却给予了支持的现象发生。这需要有一个防范设租寻租、合理甄别挑选的机制。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