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核电体制“重复设计、重复制造，力量分散，浪费严重” 《上海国资》记者 孙玉敏 6 月12日，由上海电气承制的全球首台AP1000国产化主设备——三门核电1号机组安注箱，在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电站辅机厂顺利发运，标志着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设备国产化实现了零的突破。 这是中国第三代商业核电站国产化和自主设计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而这一强势落子，无疑将对中国核电棋局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超大棋盘 据悉，中国的核电政策正由“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发展”。 6月26日，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田佳树在出席“2010第五届绿色财富（中国）论坛”时透露，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正在进行调整，预计2020年运行和在建核电机组总容量将达到7500万千瓦（含在建4000万千瓦以上）。 而在2007年国务院批准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到2020年，全国运行和在建核电机组总容量规划还仅为5800万千瓦，占电力装机的4%。 时间仅过了两年，规划增加了1700万千瓦。 1984年，中国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中国核电产业起步。但在随后的20多年里，中国核电的发展速度并不快。截至目前，共建成并运行了11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906.8万千瓦，仅占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1.1%。 2004年前后，中国开始建设新一批核电站，发展核电的步伐陡然加快。至2009年，已成为世界上在建核电站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核准10个核电项目28台机组，其中20台机组在建。 随着核能中长期发展规划调整，中国核电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国核能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表示，中国核电真正的大发展将在2012年之后。至2020年，核电总装机容量有望占电力装机总量的5%-6%。 “实际上，即便中国核能比例提升到5%以上，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副总干事钱积惠表示，“世界平均水平为16%。法国已经达到80%以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5%。” 即使如此，对中国的核电产业而言，未来显而易见仍是一个超大棋盘。大亚湾核电站2台百万级机组总投资250亿元，按此粗略估算，以每百万千瓦100亿元投资计，新增核电总投资将在6000亿元左右。 对核电设备厂商更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核电装备投入，占到整个核电项目总投入的50%。”也就是说，核电设备上将在未来十年里从中国收获至少3000亿元的订单。 弈棋者谁？ 由于核电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等问题，中国对核电产业的监控一直比较严格。国内仅有4家企业拥有“核电站控股资质”，即核电站“牌照”，全部为央企，分别为中国核工业集团（中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广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以及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国核技）。 中核集团曾经在核电领域“一统天下”，这个继承了原核工业部大部分职能的巨无霸集团，既是经营核电站的业主，又是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商、国内核燃料和后处理服务的唯一供应商，还主管了几乎所有具有国家实验室性质的核动力技术研究机构。目前已经建成秦山一、二期等7台机组，在建项目有海南昌江、江西方家山、江苏连云港、福建福清等。 中广核成立于1994年，目前已建成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电站一期2个项目，在建项目包括岭澳二期项目、辽宁红沿河项目、福建宁德项目、广东阳江项目、广东台山项目等6个。 中电投是2002年12月29日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全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也是唯一拥有核电牌照的发电集团，拥有控股的山东海阳核电项目，共同控股的辽宁红沿河核电项目和广西白龙核电项目，以及9个参股核电前期项目。 国核技成立于2007年5月22日,由国家及中核、中广核、中电投、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等4家企业共同出资组成，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对外签约，受让第三代先进核电技术。 未来可以预见的超大蛋糕,亦引来诸多设备厂商争食。目前，取得生产核电设备许可的企业不在少数,仅上市公司就多达十几家，包括上海电气、东方电气、哈动力、中核科技、海陆重工、南风股份、湘电股份等。 其中，上海电气、哈动力、东方电气3家公司具备制造核电主设备的能力，中国一重以及二重重装等公司主要生产制造核电设备关键铸锻件和关键零部件。 据悉，为在未来核电棋局中更具竞争力，上海电气2007年1月即集中所有核岛制造资源，成立上海电气重工集团，主攻核岛主设备、大型铸锻件，同时明确了上海电气电站集团主攻核电常规岛。上海电气正致力于成为“全国核电业务最集中，集核岛、常规岛、大型铸锻件于一体”的核电制造基地。 目前，上海电气在核岛毛利率最高的两大部件——堆内构件、控制棒驱动机构上市场占有率高达100％。“过去两三年卖一套，现在是一年8-10套。”上海电气上海第一机床厂总工程师陈英民告诉《上海国资》。 参与核电博弈的企业多为国资背景。虽然核电产业链很长，一个核电站包括各种系统300余个，需要大大小小的零配件数万套，涉及机械、电子、电气、材料等众多相关行业，给了民企一定的机会，但由于资质所限（生产核电产品须获得国家核安全局许可），加之核电产品对技术水平、资金要求很高，留给民企的机会并不多。 重复引进弯路 决定各方博弈能力的一大关键因素是技术。 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商业核电机组主要有4种技术类型：秦山一、二期的国产CNP系列二代改进型技术、秦山三期的加拿大CANDU6技术、大亚湾的法国M310二代技术、岭澳的CPR1000二代改进型技术及田湾的俄罗斯AES-91二代技术。其中，秦山三期的堆型为重水堆，其他全部为压水堆。 在各种技术类型中，只有秦山一期、二期中国完全具有知识产权，秦山三期、大亚湾、田湾、岭澳一期、岭澳二期全部均采用国外技术。而秦山一期只有30万千瓦、二期只有两台60万千瓦机组。 “从技术路径上看，目前国内运行的机组均属于二代或二代加水平。”陈英民表示，2009年在建核电项目仍以二代加为主，但当年新开工的核电项目——三门核电站、海阳核电站、台山核电站均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共6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850万千瓦。 其中，三门核电站、海阳核电站采用的是引进自美国西屋的AP1000技术，台山核电站采用的是引进自法国阿海珐的EPR技术。 现今世界，能够称得上第三代技术的也只有这2家（目前世界上还未建设起一座利用该技术的核电站）。 采用第三代核电技术，中国又一次付出巨额的引进费用。“引进一个堆大概需要180亿元。”陈英民告诉《上海国资》。 但这一耗费巨资引进的技术，仍被人担心走上“重复引进”的老路。因为在核电技术发展上，中国已走了不少弯路。 1970年2月18日，中国正式启动核电工程（即728工程）设计。1984年，秦山核电站破土动工，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从开始设计到并网发电，中国用20多年时间，成为继美、英、法、前苏联、加拿大、瑞典之后，第7个拥有完整核电站技术的国家。 但秦山核电站的自主研发成果并未应用到中国之后投建的其他核电站上。中国第二座核电站是大亚湾核电站，该电站引入香港的电商参股，并将所发电力的大部分售予香港，是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在上世纪80年代筹备期间，先后发生了大量香港民众集会反对建设核电站，以及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商讨香港最终归属等事件，建设被延迟。为消除各方顾虑，决定引进法国的核岛技术装备和英国的常规岛技术装备进行建造和管理，并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质量保证。1987年，该电站开工，安装2台90万千瓦发电机组，于1994年投入使用。 大亚湾核电站技术属第二代。这之后，中国开始了第二代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之路，并逐渐掌握了二代核电技术，但世界核电强国的技术很快发展到第三代。因此，中国2004年前后建设新一批核电站时犯难了。 当时，以中核和中广核为代表的一方主张采用第二代成熟核电技术，另外的观点则坚持认为应该发展更为先进的第三代核电站。 争论一直持续不断，直到2007年年底，始自2004年的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国际招标尘埃落定。第二代之后，中国继续引进第三代技术。 中国式技术困境 为什么当初放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秦山国产化技术不用而引进国外二代技术？为什么大致掌握第二代技术却又花巨资引进第三代？而我们花费巨资引进国外第三代技术时，美国、法国等世界核电强国已经开始第四代技术的研发。 陈英民将原因归结为心急。在陈英民看来，引进技术并无不妥。在核工业技术进步史上，除了美国第一代技术自己研制以外，其他国家均是买了美国的技术，自己消化吸收后制定了自己的技术标准。 “上世纪70年代，中国无条件也无处购买技术，所以决定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一走走了20多年，付出的代价比别人大。”陈英民认为，是不是引进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进以后，要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技术。“自主创新不但包括设备制造自主、运行管理自主，更包括设计自主和标准自主。” 目前，除了秦山核电站一、二期，中国仅在设备制造自主、运行管理自主上系统掌握二代核电技术。 而第二代核电技术的设备国产化率为70%以上。据陈英民介绍，在重要设备上，“核岛8个关键设备除主泵外，其余均已国产，国产化率87.5%。常规岛国产化率达100%。” 但在大型铸锻件及关键原材料、主循环泵和核级泵、核安全级阀门以及焊接工艺上，国产化率水平尚非常低。 第三代核技术的国产化更是刚刚起步。除了上海电气成功承制了全球首台AP1000国产化主设备——三门核电1号机组安注箱，标志着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设备国产化实现了零的突破外，其他都还在路上。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设计标准、完整配套的设计软件和程序，亦没有独立设计、制造100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能力和实践，甚至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认同的系列化的标准堆型方案。 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设计自主和标准自主的能力？陈英民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核电发展制度的制约。 体制制约 在中国核电产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发展体制。拥有核电“牌照”的中核、中广核、中电投、国核技在业务上互有交叉。由于各自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体系，并努力推广，但又在许多方面需要合作与协调，关系非常微妙。 2010年全国“两会”上，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援引中国高铁技术引进的案例委婉地表示，尽管目前中国同时拥有最具商业价值的建设项目和先进技术，包括美国的AP1000、法国的EPR和M310以及俄罗斯的VVER核电技术，“但是它们却分散在不同的企业集团，无法形成合力，应该抓住有利时机，整合产业资源，尽早从体制上做好准备，以应对中国的核电大发展”。
陈英民则在对比中、韩两国核电体制后直陈中国核电体制弊病，“重复设计、重复制造，力量分散，浪费严重”。 中、韩两国核电产业大体同时起步，但中国核电发展要比韩国慢得多。韩国于2007年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自主研发第三代核电技术能力的国家。韩国目前拥有4座核电站，总装机容量达17716兆瓦，发电量居世界第六位，占全国发电量的36％。并且，韩国已基本掌握了核电的关键设计和制造技术，自给率达85％以上。2009年年底，韩国力压美国和法国，成功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签订了价值200亿美元的核电站建设协议。 这得益于韩国科学合理的核电工业体系。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引进美国技术之初，就着手改革体制，集中产业资源。 “从体系上看，韩国核电站主体只有一个，国家电力公司，其下设一个核电设计院，一个主设备制造商——韩国重工，而中国有中核等4个，同一个技术路线几家都在搞，造成设计力量分散。从建设方式上看，韩国是计划建设，而中国是招标建设。” 作为中国核电起步时即从事核岛主设备研究的专家，陈英民对此感受颇深。“中国设计制造总能力均不亚于韩国，但力量分散掉了，浪费掉了。” 陈英民认为，现有招标体系下，设备制造厂进行技术改造、扩大规模都无所适从。因为合同是批量的，但生产是单一的，无法规模生产。 “改进一个地方，要得到至少四个地方批准，让企业怎么进行技术改造、怎么提高效率、怎么规模生产？” “要不走重复引进的老路，必须建立合理的体系。”陈英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核电主体有2家即已足够，一家二代加，一家三代，不需要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