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国资》记者 李魏晏子 成立7年之后，国资委的触角开始进一步向下延伸，向县级国资扩展。 5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在浙江省义乌市召开了全国县级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会议，各省市国资委领导汇集一堂，交流加强县级国资监管的经验。 此次会议在义乌召开，也有特殊意义。作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不仅民营经济发达，国有资产监管也颇具特色，县级国资监管水平领先全国。 在此次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明确表示，一系列针对县级国资监管的措施，将紧锣密鼓地出台。 尘封7年的县级国资监管 7年前，当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时，只明确建立中央、省（市）、地（市）三级监管机构。大部分省市的县级国资，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由于监管缺位，不少地方的县级国资流失严重。 据《上海国资》采访了解，县级国资监管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意识问题，个别地方对于县级国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把国有企业当成包袱，欲一甩了之。
其次，在抓大放小的改革之后，大中型企业多被纳入中央、省（市）、地（市）国资委监管体系，留在县级的国有资产规模较小，且多数是基础设施等公益性、事业性资产，盈利能力较低，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难于统一监管。 再次，县级国资监管部门有的属于县政府直属机构，称为国资管理办或国资管理局；有的属于县财政局的二级机构，和财政合署办公；还有的作为资产经营控股公司，直接对政府负责。由此导致政经不分，政企不分，职能交叉。 从各地看，县级国资的存量并不少，据初步统计，全国县级国资合计约占国资总量的20%左右。对此，国务院国资委认为，县级国资不仅不能像过去那样放任自流，而且要加强监管。盘活这部分国资，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亦可带来深远影响。 此外，通过金融危机，不少地方政府发现，完全依托外资来发展经济，风险较高。一旦遇到经济危机，会对当地经济带来重大不利影响，而地方经济如果没有国资国企的发展和带动，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因此，黄淑和在义乌会议上提出：“地方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自己的大企业”。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和优化配置国有资本，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县级国资如何监管？ 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县级国资监管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 国务院国资委推广义乌国资监管新模式，即是给县级国资监管部门开出了一个药方。 “义乌模式能成为县级国资监管的典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义乌坚持长期摸索、不断改进的结果”。浙江省金华市国资委办公室主任王雪琴告诉《上海国资》。 据介绍，义乌国资监管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以前，义乌对2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改制，使国有资产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这一举措，收缩了国资的战线，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腾出”了更大的空间。 第二阶段,2000年至2009年，义乌将原属财政局的国资经营公司改组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公司，对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集中管理。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义乌率先做到了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优化国资布局的结构，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和4家市属国资公司。从而创新性地建立了“市政府－国资局－国有企业”三级架构。这一阶段，义乌形成了全面覆盖、权责明确、分类监管、流转顺畅的国资监督、管理和运营体系。 目前，这一系列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2009年，义乌市已有24家国有独资、控股企业，总资产逾270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2亿多元，同比上年分别增长68%和67%。其国资发展速度，远超全国各地的县级国资。 在义乌会议上，义乌市市长何美华和与会者分享了他的三点“心得”：一是强化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二是正确处理出资人、行业管理部门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处理好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在义乌国资监管经验的触动下，目前各地国资委对加强县级国资监管，反响强烈。 浙江省国资委办公室副主任陈永毅告诉《上海国资》:“目前，很多省份提出要到义乌调研、学习相关经验。” 对此，黄淑和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将尽快出台一系列具体措施，更有效地填补县级国资监管多年的空白。 阻力中求突破 但要解决7年来县级国资监管主体不明的积病，仅靠热情显然是不够的。 从义乌国资监管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加强县级国资监管，首要的是要坚持政企分开、政经分开。 同时，要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寻找到最佳结合点。在义乌的经验中，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由国有经济为主体承担，产品生产及展示、销售等则由民营经济为主体承担。 此外，县级国资监管部门还要加强对所属国有企业的监管，着重在企业重大项目投资、业绩考核、薪酬体系等重要环节加强引导，促使国企既能保值增值，又能把目光投向重点工程、民生等领域，发挥国企的引领作用。 不过，专家也指出，各地县级国资监管体制要想改革成功，单靠复制义乌模式，或单纯依赖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指导意见，是远远不够的。 许多地方县级国资体量太小、体制复杂，监管机构尚未独立，不少地方的县级国资监管部门仍附属于地方财政部门，且无独立编制，无法引进优秀人才。 因此，部分县市国资委认为，不能全国“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是否单独设立国资监管机构，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温州市国资委规划发展处处长周日管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上海国资》：“温州市县级国资所占比例还不足5%，体量很小，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永毅也的观点与此相近。他告诉《上海国资》：“县级国资监管，只要明确出资监管主体，有专人负责，也是可以的。” 另外，县级国资监管体制一旦改革，难免涉及到地方部门利益调整，这会给改革造成阻力。如何消除阻力，推进改革，也将考验改革者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