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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学者、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印发展比较研究课题的专家，关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孰优孰劣的“龙象之争”就是由他和印裔学者韩太云2003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文章而引起，这篇文章也让他开始进入很多中国读者的视野。他在随后陆续推出的一系列著作，包括《出售中国》、《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专著以及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均以犀利而富于洞察力的观点引起各国读者的广泛关注。随着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快速崛起，黄亚生也以中印经济发展问题权威的身份成为国际级的明星学者。
黄亚生的研究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公平和平民福利的密切关注；二是“制度基础论”，即认为制度比资金、技术等具体的要素更重要。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他对那些被很多国内外学者纷纷称道的GDP以及利用外资的数字持批判态度，认为（以上世纪90年代为典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高昂的隐性成本，例如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是以银行体系的质量下降和潜在的金融危机为代价而得以维持和扩张的，民营企业得不到公平的增长机会等等。而如果没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支持，这些成本如何“完全解决”也始终是一个疑问。他认为，“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她具备了成功的所有要素，但是其成功并未获得保证。”
最近，黄亚生的研究重点转向创业和创新的环境、科技发展、人力资本等微观经济课题上。之所以关注微观课题，因为他相信，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它的微观基础。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印度论坛”上，我们围绕中国和印度企业创新的话题，请黄亚生教授阐述自己的观点。
印度的经济活力超过中国
记者：很多中国读者对您2003年发表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文印象深刻。在目前的“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更加吸引全球的目光。您能否评价一下这两个国家目前各自的态势？
黄亚生：如果简单地横向比较两个国家的GDP数字，显然人们会发现中国的GDP数字比印度的要漂亮， 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比印度更加成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即使我们单看GDP数字，印度与中国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中印发展速度之比差不多是2:1，现在差不多是1.2:1。另外，中国每年的GDP里50%是作为投资的，印度是25%左右。也就是说印度的投资率相当于中国的50%，而印度的增长率现在已经接近中国的80%。
这就引申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较高的GDP增长率是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基础的，而印度的增长没有消耗那么多资源，如果我们看一下GDP的单位能源使用比例，印度的数字与日本接近。顺便说一下，印度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比中国高许多。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很多微观指标，印度不是说将来超过不超过中国，她现在已经超过中国了。而一个国家的经济长期能否持续增长，主要是取决于微观基础。因此，我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当然，这个国家也面临很多障碍和挑战，我认为她的障碍主要在于基础教育，而不在于很多人认为的基础设施。
第二，我们看一下两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发展潜力较大，它的增长速度就应该更高。先看中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所谓十年动乱时期，尽管受到政治的干扰，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3%~4%，也就是说中国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