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少林寺营销
文 / 《创业家》记者 夏宏 摄影 / 李冰 6月12日至13日，刘宝山召集三个儿子，开了整整两天的闭门会。第一天的会议从早晨8点开到晚上8点。独自从办公室里缓步走出来的刘宝山，带着几分苍老，显得十分疲惫。这时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办公室外面不远处的嵩山隐约可见，看上去像幅山水画。 “我都快80岁的人了，还要参与教育集团的管理。”在刘宝山的家里，他说，现在还做不到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企业全盘交给三个儿子接手打理。“他们思想不统一，有分歧，有‘私心杂念’。” 6月中旬的那个会显然不太成功，6月30日至7月1日，刘宝山再次叫来三个儿子，会议又开了两天。我再次来到登封采8202;访。 位于河南嵩山脚下的少林寺塔沟教育集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如今是一个有大约3万在校生的庞大组织，按照平均每人2500元的学费估计，集团每年营收大概7000万。创始人刘宝山已近耄耋，交班成为集团的大8202;事。 三个儿子，谁当老大？股份怎么分？是这场交班议题中的两个焦点。 2009年，刘宝山把塔沟教育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交给了最小的儿子刘海科。老大刘海超、老二刘海钦分别担任集团常务副董事长与副董事长。但是每天早晨7点，老人家仍然会从位于塔沟村的家里，赶来教育集团办公。教育集团大大小小的事务，三个儿子也仍然得向他汇报和请示。 我再次到登封，刘宝山除了发出“特别复杂、特别复杂”的感慨，还留下一句，“做事难，做人也很难” 。 没有总经理 “我父亲怎么回答？”听说我从刘宝山那里回来，问到了股权分配的事情，三儿子刘海科问。 我告诉他，老人家说要平均分配。 “最后怎么说？”刘海科问，得知还没有定论后，他说，“这个问题我也很难给你回答，这个问题不探讨。” 显然，股权分配是塔沟集团的敏感问8202;题。 刘宝山住在距离教育集团十分钟车程的塔沟村，连接它们的是207国道。他住在祖上留下来的老房子里，院子里有一棵长了两千年的老槐树，家里除了墙壁上的一台液晶电视，放眼望去就是两张吃饭的圆桌，和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别无二致。 刘宝山打算这么分股份，自己占50%，其余的给三个儿子平分。这个遵循“平均主义”的初步决议，是在那个“没有获得什么进展”的会议后，刘宝山认为可以让三个儿子统一思想，最直接、简单的途径。 他坚持不管职务高低，股份都要给三个儿子平分，他说，在塔沟村，父母分家产就是这样的风俗习惯。至于自己那50%的股份，要是自己先死了，就把股份给老伴，老伴也不行了，再由三个儿子去平分。他觉得要让三个儿子没有分歧，“思想统一”起来，平均主义是一条最简单、便捷的理想途径。按照中国众多家庭中做父母的对待子女“一碗水端平”的传统理念，平均主义符合刘宝山的本意，这样最妥当。 但“还是有20%的人没有通过”。 三个儿子的职务并不一样，在这样的股份的分配前提之下，由谁来做集团的头？是否应该给董事长多一点股份，确保领导地8202;位？ “那不中！这是偏心眼儿！”刘宝山直截了当回答，“照这里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董事长刘海科也没有受到照顾，“董事长那只是个职权分配，只是给你一个职务，是干活的。”刘宝山秉着在企业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思想，所以，三个儿子的职务也要平衡起来，权力不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这是刘宝山还没有公开摆在桌面上说的话。除了三儿子刘海科，刘宝山还要在大儿子刘海超、二儿子刘海钦之间维系一种平衡。“他们的能力都不相上下。但你要是权力格外集中，集中到一个人手上了，那就会导致一个人说了8202;算。” 刘宝山不想打破这种平衡，他要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对集团的把控。他年岁越来越大，只要三个儿子权力分散，“你要敢捣乱，我也能抗衡你” 。 他这样解释自己要占大股的用意：“我年龄大了，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有精力，要没有这么大股份，我就不能左右他们。”至于以后，他还是照“风俗习惯”的传统办法来，“老伴先去世了，她那股归我了；我要先去世了，那股给老伴，我们俩都不需要了，持有多少都让他们仨平8202;分。” “现在，我就是把公司捋顺点，管理啊，经营啊，什么时候他们能统一思想了，这个企业还得他们领着去干。再过半年我整80岁，我得给他们捋顺，叫他们领着去8202;干。” 三儿子刘海科今年45岁，二儿子刘海钦47岁，大儿子刘海超则已经54岁了，我问刘宝山，现在才放权，是不是太晚了点，对集团发展不利？ “这不是什么权不权的事！你说我一个七八十岁的人，要什么权力啊？我现在不管事儿，但只要我坐在这儿，他们就四平八稳！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可以问一下，他们有什么不对的时候，我可以指指，说说。” 刘宝山这个定位很像董事长，而担任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三个儿子，则很像总经理或副总经理。 塔沟集团至今没有总经理，三个儿子都是正副董事长。 事业靠“打” 刘宝山曾经做过塔沟村支部书记，是一个武术世家的第七代传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在这里住了三四百年，离少林寺很近。”在刘宝山的家谱里，可以找到在少林寺当武僧教头的刘廷选、少林寺的总教头刘发泰等名字。民国时期，他的父亲曾经有上千弟子。刘宝山十多岁时就已学会六合拳、七星拳、春秋大刀等数十种少林绝技。 1978年，塔沟村来了一个外地人，自己背着面粉，非要学武艺，刘宝山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同吃同睡了两三天后，刘宝山收下了这个叫黄辉（音）的徒弟。当年刘宝山又收了个徒弟，塔沟武校就这样办了起来，最开始的地点在少林寺入口处的两间窑洞里。 塔沟武校办了四年，没有收过一分钱学费，徒弟们的“学费”就是帮刘宝山家里干干农活。到1982年，学生收到二十几个，家里的粮食不够吃，养活不了了，才开始小心翼翼以每年5元、10元、15元的标准收费，就是这样慢慢滚动发展。有一次，刘宝山还曾经问过当时的登封县县长，自己收徒弟算不算违法，算不算搞资本主义，后者说，只要不违背共产党的政策，收徒弟是对的。 1982年上映的电影《少林寺》激活了整个登封的武术市场，掀起了一股少林热、武术热，登封城里的武校一度达到了80多8202;所。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武术概念就是这样，张三的徒弟打赢了李四的徒弟，那就是张三功夫高；李四的徒弟输给张三的徒弟，你狗屁不是。”刘海科说。登封武校的发展是“打”出来的，所以他们把赛事提升到学校生存的高度。这使得塔沟武校早早走上了一条代表武术竞技、表演的商业化之路，这也是登封武术教育市场长期以来发展的一个主流方向。 最早他们吃过亏。1985年刘海科做教练带队参加武术比赛，带去的7个学生全军覆没，当年20岁的刘海科哭得稀里哗啦。“当时武校的门派之争很严重，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拳师，这是一件丢脸的事。7个学生感觉你这个师傅不行，跟着你练不中了，都跑到其他地方练去了。” 很快刘海科就杀了回来，1986年，他带着7个队员参加登封市的散打武术比赛，拿了5个冠军、1个亚军回来。第二年，塔沟武校的学生从原来的500人猛蹿到近900人。从1996年起，学员每年以2000人的速度递增，2005年突破2万人。 谈起这些事情，刘宝山口气平淡，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就是自然而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办学这么长时间，什么最重要？为啥能做得这么大？刘宝山强调得最多的词语就是“讲信誉”、“诚8202;实”。 “市场经济缺了什么都中，就是不能缺诚实。”刘宝山自称文盲，没有上过学，“也没有人非得要我这样，我只不过是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求自己而已。” 刘宝山办公室的进门处，有张他与某中央领导人的合影。照片镶在相框里，很随意地放在地下，靠在墙边。办公室里看不到通常能见到的老板椅、老板桌，也没有红木沙发。用来办公的，是一张普通的书桌。教育集团的一位宣传干事告诉我，老校长一直很节俭，前几年开的还是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后来，三兄弟瞒着他，凑钱买了辆三十来万的越野吉普车，骗父亲说只要几万块。“老校长重孝道，他的三个儿子也是。” 从一所学校成为一个集团，这事儿现在感到难不难？刘宝山答了一个字：“难”。他把目光投向窗外，然后起身朝窗户边走去，弯下腰望了望外面，“每天望着这两三万名学生就特别揪心，我每天操的就是这个心，这些孩子练武磕着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食物中毒了怎么办？” “管理是死的，但人是流动着的。”刘宝山经常到食堂里看看，到操场上走走，“看看后勤有没有偷工减料，老师有没有按规矩办事，学生有没有吸烟、喝酒、打架。”和建立现代管理体系相比，他更信奉自己这种亲历亲为。 “过去什么也没有，为什么能发展成这样？到底是按真正的人之常情去做事业，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也应该总结总结。”刘宝山显然和儿子们的发展理念不太相同。 儿子们的想法 “老人都在想子女们有很多缺点，觉得不尽如人意，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这也是他的一种心态。”二儿子刘海钦在那个要“统一思想”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向我袒露了自己的心态。他似乎对家族的事情有些疲倦，“我父亲已经将近80岁了，都很难静下来修身养性，我们其实也在面临这个问题。你想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但这个事在这儿摆着。”说到这，他闭上眼睛，身体靠在了椅背上。 从2003年开始，除了原来的塔沟武校，集团7年间增加了6家教学单位。这艘航空母舰并不是刘宝山现在想要的，但已经摆在了他和三个儿子面前。 “武术大学要达到一所大学的标准，我们花5年的时间也可能不够。那千亩地的钱还得付掉。”刘宝山说。早在3年以前他就对三个儿子讲了，觉得集团下属的少林中学“发展的速度太快”，“强拉学生往里面装，就会反过来限制发展”。
而刘海科说，父亲过去办学的主旨是对的，但要往前走 “就得高效” 。“现在作坊式的学校在萎缩，武校要生存下去，就得看谁的规模大，还要走多元化发展的道8202;路8202;。” 刘海科主管的是武术训练，刘海超主管高等教育（大专与在筹的武术大学），刘海钦主管文化教学（初高中）。教育集团没有总经理，没有财务总监。刘宝山说，请职业经理人“只会让他们贪图享受”。 “这个总经理得有德和才，有才没德、有德没才能行？这些你都得考虑。”刘宝山说，除非三个儿子经营不下去，才会请职业经理人。 “究竟谁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也还没有确定好，包括我在内，也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我可以明确说，可能我的职务，一会儿就变成其他的了，而不是董事长。”三儿子刘海科说。 请不请职业经理人、会不会考虑风险投资或纳入外来股东的问题，刘海科都没有太去考虑。他有以后上市的想法，但现在还没仔细考虑。 “上市我们有这个想法，但是条件不充足，我们只能先完善现在这一步，再谈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在改革，正在转型。我们会改革成功，会过渡好，到那个时候，董事长和总经理自然会明确。” 二儿子刘海钦在之前曾经告诉我，现在集团“没有资金”，还有20万平方米的地没有建设完成。 刘海科文化程度不高，高中毕业，考了两年大学都没成，从1983年开始，他跟着父亲办学，算得上是父亲的一个帮手。一边跟着师兄们练武，同时又充当教练的角色。“从小跟着父亲练武，办校，到现在麻将牌不认识，扑克牌也不会打。”他的二哥刘海钦学历也不高，学历最高的是老大刘海超，毕业于郑州大学。 “目前，主要是把当下的问题一步一步化解掉。” 刘海科说，他觉得最困难的是“理念上的难以统一” 。 “我们毕竟是农民，一点点发展起来的。过去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发展到现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知识又很欠缺。”刘海科承认，集团缺乏一些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虽然说过不评论，但最后话题还是聊起教育集团的转型，股份分配的事情——刘海科吃了一块桌子上的西瓜，沉默半响，然后无奈地笑了笑说：“我们现在慢慢调整，有些问题也许一个月后我可以回答你，我的理念是随着大家而变的……” 在离开登封前的一个晚上，教育集团的宣传干事Z，在宵夜摊上和我闲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告诉我，三个兄弟里，董事长主张扩大规模，先把项目铺开了再说；老大刘海超认为，要控制生源，抬高学生入学的门槛，把学费涨上去；刘海钦则很少参与这些讨论，修心养性，没事的时候就爬爬山，他觉得家里的股份也总少不了他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