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新贵”是个备受争议的词，所谓“新”意味着每个时代都会有时代推举的“贵”，而每个时代的标准都不尽相同。“新贵”或许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暴发户，甚至也有别于精英。2010年6月，“胡润富豪消费价格指数”为11.3％，而去年同期则为4.6％；调查还显示，目前在中国追求新贵族的生活方式需要约1.1亿元，比去年提高了22％。虽然一直有声音说衡量新贵的标准不应当只是钱，但是“新贵”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个概念模糊的词，它的标杆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出生就是贵族，而有些则需要后天努力争取。如何修炼？是准新贵需要用一辈子去学习的课程。在英国就有这样一所贵族学校——伊顿公学院，闻名海内外。这所于1440年由时任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创办的学校，学生几乎全是血统高贵的王公贵族或名门望族的子弟。在该校毕业的学员中，除了雪莱、托马斯·格雷这样的文艺大师，也诞生了19位英国首相和36位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
“贵族”的概念，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曾经推翻了贵族阶层；虽然贵族的特权可以打倒，但是贵族的精神却代代传承下来。以至于到今天，“贵族”成为了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一种特指，不仅意味着社会地位和头衔，也是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然而在中国，世袭贵胄也曾是封建王朝时期中国的贵族。那么如今中国的“新贵”，又将如何掌握贵族的标杆、跨越贵族的门槛呢？
新旧时代的“新贵”一族
在传统中文语境里，“富贵”的“富”意指钱财，“贵”意指官运。著名作家程乃珊曾写过很多本关于海派文化类的小说，书中涉及过很多关于一些历史上名门望族的故事。其中一本名为《上海先生》的小说，就对那个年代的“绅士”进行了描述。程乃珊曾就“新贵”概念特意询问了一些学者，如老上海学专家、资深电影艺术家、88岁高龄的沈寂，他表示“新贵”在上海沦陷时兴起过，老百姓私下以“新贵”指代汪伪政权下谋得高位的人，一般在经济上都相对比较富足，经常也出席一些社交活动。
当然，如今的“新贵”因为时代的不同，早已退却了那层历史的印迹。
《胡润百富》：你定义的新贵是个怎样的概念？你觉得新贵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程乃珊：我理解的“新贵”应是“新精英”，他们应具有低调、内敛、谦卑、亲和等品质。如开创了人类网络新纪元的杨致远，就是新世纪的精英典范。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摸样。因为眼界太小，喜欢炫耀，深怕别人不知道他穿的是名牌。最可怕的是，手里戴着一只“金劳”，尾指上留着半寸长指甲。曾有位国企老总，将新买的限量版“金劳”放在餐桌转台上兜一圈。
《胡润百富》：旧时上海“新贵”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出入怎么样的场合、场所？
程乃珊：旧时“新贵”出身、学识和地位均不等，有的可能家世显赫。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圈子，沦陷时的百乐门曾是那些旧时“新贵”及大发国难财奸商们的聚点。他们在里面交换情报、市场行情；同时也是地下抗日分子注意的地方，所以常发生暗杀、枪击等血案。最著名的是1940年当红舞女陈曼丽在百乐门被杀，原因有三：一说陈曼丽是军统潜伏人员，二说陈曼丽与汪伪要员交往过密，被军统地下特工枪杀，还有说陈曼丽因拒绝为日本军官伴舞，被日本人所杀……反正众说纷纭，无论何种说法都可以看出当时的百乐门舞厅乌烟瘴气，破坏了它的名声。
另外，华侨饭店底层有一家华安理发店，地处闹市，设备一流，价格昂贵，一向是非富则贵的男士专用美发店。非常时期，国人的生活大都自觉省俭，而那时的“新贵”生怕给人看不起，就以高调的消费为自己壮胆，久而久之华安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首选之地。而其他顾客有的为了节俭，有的避之不及，渐渐地华安就成了当时“新贵”的天下。还有些“新贵”做贼心虚，怕遭人迫害，只管去自己熟悉的地方。当年上海叶子餐厅的老板是一位“新贵”的家属，出于安全考虑那里成为了当时“新贵”另一个社交的场所。
《胡润百富》：你觉得当今富裕的人如何才能成为“新贵”？
程乃珊：要想成为我理解的“新贵”，首先要忘记自己的富裕，以一颗平常心来修炼自己，不止要有好的学历，还要有热心社会服务的心。香港有许多乡村俱乐部、狮子会、上海总会、马会等等各种高层次社团，年费昂贵，却不是付得起年费就能入会；入会的资格不仅在你的年收入，而在你为社会公益作出多少贡献。
就“新贵”而言，仅仅从个人文化修养来看，我觉得旧上海时期的“新贵”在礼仪修养上要远远超过如今所谓的“新贵”，他们大部分受过很好的教育，老上海有很多男子中学，如圣方济、格致公学以及教会大学等，培养了很多类似“新贵”人物。
消费时代的新生力量
80年代出国看世界的华山，亲自去感受了他曾好奇的外国文化。在他长期居住的英国，开始慢慢了解了那里贵族的生活和国家的文明历史。他的妻子Sarah Noble（中文名“罗山”）来自英国传统贵族世家，是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Seymour家族的后代，而Noble家族又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世家之一。1987年，华山开始经商，感受中国的发展，觉得当今社会“新贵”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觉得他们就应该去更多地消费，这样才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对“新贵”似乎有着另一种独特的理解。
《胡润百富》：你觉得现在社会有你定义的新贵吗？他们应具有哪些条件？
华山：不知从何定义这个“新贵”概念，所以也就不知“新贵”应该具备的条件。如果现在以所谓的“爆发户”去定义“新贵”，在中国绝对具有积极意义！他们应该是“彻底翻身得解放”意义上创造世界的人群。
《胡润百富》：你了解的旧中国新贵是怎样的？海外旧贵族和新贵又是何概念？
华山：旧中国时期的“新贵”或许是自满清王朝解体，孙中山创立的民国年代产生出来的一批民族工商业者，他们是一群做国际贸易或商品投机生意的商人。那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或企业家。而欧洲的贵族曾属于统治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产生出的“新贵”是指那些爆发户，身上有些银子但并不清楚自己是谁，没有归属性，既不属于中产阶级又不属于上层社会。
《胡润百富》：旧时新贵有怎样的身份？地位？学识和修养？又有怎样的圈子？
华山：我觉得那个时期的“新贵”，既没有身份也没有地位，更没有学识和修养。否则就不会成为“新贵”。一切能够让他们变得有身份、有地位、学识和修养的场合，他们都参与。他们抛弃了原来属于他们的圈子，又找不到怎样的圈子能够钻进去。
《胡润百富》：“准新贵”应该如何修炼自己成为真正的“新贵”一族？
华山：新一代的“新贵”，没有必要修炼自己。因为修炼自己的标准早已不存在了。具体需要做的就是消费，这是对社会的贡献。否则，这个消费世界怎样生存下去！
《胡润百富》：你最欣赏或希望新贵能具有怎样的品质？
华山：我最欣赏和希望这些“新贵”能够具有异想天开的品质，把所有习惯都抛掷脑后。
《胡润百富》：如果要去对比，你觉得现在的新贵和旧上海时期的新贵有何相同与不同？
华山：现在的“新贵”在感受着世界，而旧上海时期的“新贵”叫装孙子，纯粹是呆在租界区里的壳；两者因为时代的不同，没有相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