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8194;/8194;吴晓波 房地产难题，在困扰着中国。上自政府，下到“80后”，无不如此。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为何富商暴利都盖房？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赫非常的盐商、茶商，为什么他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 而重读《史记》，我则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明摆着会吃大亏？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吗？ 为何富商暴利只能盖房？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地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这个有多早呢？说出来吓你一跳，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此事。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儿，因为千年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抄家要么破产。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曾写道：中国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出现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言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房子问题不在房子上 回头说到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不解决问题。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管理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