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王瀛 出处|《英才》杂志2010年8月刊 净利润5.09亿，同比增长48.96%。三线城市小银行锦州银行2009年的业绩引起外界注意。 虽然比起已经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锦州银行截至2009年末543.82亿元的资产规模，还只是个“小弟”，但其净利润与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却将徘徊在一位数增长的大哥们甩在了身后。 兼具成长性与区域经济概念于一身的城市商业银行，或许会比农行IPO的故事更加吸引投资者。 实际上，当前全国各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的上市渴求从未如此强烈过。政府的几轮金融机构改革之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在竞争中不断扩张，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平台，其转型、改制、上市以及未来的持续发展，无疑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新一轮热点。 当然，地理位置、市场容量、业务结构以及自身实力、资本规模等诸多局限，都是城市商业银行成长、扩张的瓶颈，在银行业竞争的新版图上，如何面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挤压，利用区域优势快速发展，是对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考验。 寻找优质投资者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为了缓解去年信贷释放过快的后遗症，14家上市银行融资规模已经超过3500亿元。而对于缺乏融资渠道的大多数未能上市的城商行来说，上市的冲动愈发强烈。 “补充资本金是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大而扩大的客观需要，这同时要求银行必须有一个能够持续补充的机制，所以有很多银行都在寻求上市。但上市不一定就好，上市也存在很多风险。”锦州银行董事长张伟显然有不同看法。 张伟告诉《英才》记者。银行扩充资本金有两种方法。一是靠调整收入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另一个是私募引资或上市融资。对于没上市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是扩充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但是这也存在公共投入的风险。 2009年，锦州银行在50多家企业中选择了33家作为募集对象，通过股权溢价私募引资25.33亿元，补充股本金12.66亿元。增资扩股后，其资本充足率达到14.62%，较上年提高了4.32个百分点。 但对于城商行来说，完全有别于大型国有银行的多元化股东结构，在管理与决策上会受股东影响较大。而且一旦上市，股权结构分散，控制人地位的改变，对于城商行来说，这种风险是潜在的。 公开数据显示，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城商行都存有相对分散的股权结构现象，在宁波银行的股权结构中，其国有股东和外资股东持股比例接近，而前七大股东在发行后持股超过56%，且各自持股比例接近。南京银行的股东中，南京紫金、法国巴黎银行和南京新港高科技在股东持股比例上遥遥领先国有股东。 “虽然，我们未来目标是上市，但优化股权结构与改善公司治理是首要考虑的，不能把上市当作银行的‘资本万能论’。”张伟说。“追求上市目标实际也是规范公司制理和优化股权结构的过程。”截至2009年末，锦州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达13.37％，各项监管指标位于城商行前列。 城商行近几年不断通过市场化来完成资本结构的调整，除了地方政府为大股东外，其大部分股东均为地方企业。但是现在看来，资本结构调整只是第一步，城商行的内部治理改善更是关键的一步。一个涵盖资本结构调整和治理结构改善的更可行办法，是吸收更多的优质投资者。 “在挑选投资者时，我们会找懂得‘适当回报’的投资者。”所谓适当回报，张伟的解释是“不把所有的利润分完，留下一部分当作战略投资，这样也能使得股东利益增值与长期保障。” 80%是小客户 在锦州银行2009年的年报显示，其去年净利润率增长达48.96%。而在同类型的城商行上市银行中，南京银行与宁波银行的增长较去年增长只有6.02%和9.44%。 锦州银行去年净利润的增长来源于“三小”（小企业、小门店、小摊床）的定位清晰和资产质量的稳定及中间业务收入（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主要包括：支付结算、代理、担保及承诺、交易类等也去）的增加。 一直以来，城商行业务和客户集中的特点，在为其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也给城商行的跨区域发展带来限制。上市的城商行可以通过融资来完成区域上的扩张，但是没上市的城商行由于传统存贷款业务为主要收入来源，中间业务、非利息收入占比较低，成了限制城商行发展的原因。因此，也促使城商行加快业务构成的转型。 “中间业务的收入在国外银行的利润构成中大概在30%左右，而国内最好的银行也只有10%。”张伟认为，一个合理的城商行的业务结构应该是信贷资产与其他业务利润共存。这样的调整不但降低了信贷资产的风险，并且优化了利润构成。 “二三线城市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和资产结构的调整还相对缓慢。目前中间业务的收入我们还只占到1%—2%，市场这块每年会保持45%左右的增速，我们也会每年保持在30%的增长。”张伟说。 这还是一个没有被市场化完全的市场。虽然张伟认为竞争已经足够激烈，但银行根据自己需要去制定符合市场的各种机制的能力还是短板一块。 “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大银行有大市场，小银行则有小市场，我们的定位不是和国有银行竞争。”张伟给锦州银行制定的战略就是把生存发展的空间，对准了社区的居民服务、小企业服务等“小市场”上。并通过调查，掌握“三小”数量及需求，专门成立信贷部，健全体系，做出差异化。 “我们银行的客户有80%是小客户。这种定位也是银行政策性与自主性结合的体现。”
学会和政府沟通 在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全国9.5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投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占比为40%。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贷款中，大约有3.8万亿元流到了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而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形成的风险，又将对与之密切的城商行构成巨大的影响。对于大量信贷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同时却并没有足够的项目去支撑的现象，张伟表示“银行不管做什么，最先考虑的是风险。” 2009年，锦州银行的贷款余额为311.6亿元，其中有2%—3%为地方城建项目的贷款，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政府性质的诚信危机，过去的坏账是由于一些经济结构，体制上变化带来的风险。 “由于过去的经济危机，地方政府对经济有拉动需要。城商行除了要市场化还有其政策性的功能，即通过放贷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是，所有的项目都必须在风险可控下完成。而对于一些地方项目贷款被挪用，以及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导致偿债主体不明确的现象。”张伟说，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银行学会与政府“沟通”。 “很多项目由政府说出来都是我和企业直接签合同做的。这样绕开了政府，也绕开了偿债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张伟这些年的体会是，“和国有企业打交道政治风险小，经济风险大，和民营企业打交道有政治的风险但是经济风险小，所以，不改制的国有企业一般情况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