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进入6月份，针对一季度房贷急速飙升的现状，中国银监会连续发文警示个商业银行严密监视房贷的潜在风险。2009年，内地14家上市银行息差收入占比在90%左右。其中，房贷包括个人按揭及政府土地融资贷款又占了很大比例。 6月1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限期清理所有地方融资平台。至此，一直备受诟议的地方融资担保贷款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因为数额巨大，管理混乱，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累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隐患。 海内外不少学者直言，如果说，未来中国真的发生经济危机，最有可能的引爆点就是地方政府的的各种负债，特别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担保贷款。 平台贷，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堰塞湖，严重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安全。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利润收入结构严重畸形的银行业，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恐怕既不情愿也没能力更没动力去摆脱来自房地产业和地方平台贷的这种绑架。 文 本刊记者 黄冰 近期，各家银行纷纷发表房贷压力测试报告。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调控，各家银行大都对房贷风险预期乐观。其实，之前的压力测试所涉及的两种贷款，并未触动银行对房地产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土地储备贷款，后者，才是银行最害怕的“死穴”。 由于贷款对象具有地方政府色彩，土地储备贷款，被商业银行普遍归类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下简称平台贷）。 对个人和家庭来说，入不敷出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下降，意味着节衣缩食、潦倒窘迫，接下来，不甘心的人会想到举债。举债的前提是考量自己未来的收益能力，举多少债，什么时候能还，多数人心里都会有把尺子。尽管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还债的是少数，仍然有债台高筑到还不上的可能性，这时候，不仅是个人信用的崩溃，还可能意味着连累更多的人陷入“生活质量下降”的循环中。 而对政府来说，举债是经济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经济建设面对的是未来，其投入的资金，通常都会超出当期政府收入。“举债”成为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逃过去的问题。在中国，高速发展需要的资金缺口使举债有了更直接的冲动，地方政府的债务从2009年就开始被关注。 债务规模扑朔迷离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有多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能够说明，央行口径的统计数字是，截止到2009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人民币，而一些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数字则高达10亿以上。 2010年6月23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审计署公布了该署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财政数据，得出2.79万亿的债务规模。而接下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9年中央决算审查结果时提出：要严格政府债务管理，科学界定政府债务口径，核实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政府债务情况。 根据“2.79万亿”去预估全国的债务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方政府的债务数据扑朔迷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地方债务的认定，到目前没有明确的界定，除了中央代发的地方债券，以及各种地方平台贷公司账面上被批准的债务，一些隐性债务很难被统计。 财政部对地方债务的核算，采用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分开统计的办法，再按照折算率计算出总规模，但是大部分隐性债务都是未经中央批准或授权的负债，这使得大量“难见天日”的隐性债务在统计中很难有真实的反映。 中国社科院金融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表示，即便是按照央行的统计口径，如果按照正常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度，2010年7.38万亿的数字将上升到10万亿。 与地方政府债务高筑相对应的，却是《预算法》不允许赤字和发债的规定。只是这一限令丝毫不能对冲举债的积极性。 由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 “地方债评估风险报告”，对地方债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解释：担负经济建设主体责任的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而分税制形成的收支两条线，使财富大量积聚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市场与政策的博弈中，土地收益成为地方打开的一个口子，因此逐渐形成了以土地和房地产为轴心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迫使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而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通常是不经济的。即便是无法核算具体的投资回报率，几乎每一个城市都能见到挖开又填平，再挖开再填平的“施工道路”，大约也能够对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做出不乐观的估计。 偿债能力令人怀疑 不经济的投资行为导致项目盈利能力不足。作为第一偿还来源，项目本身的盈利成为不少人看淡地方债务风险的依据。 银监会预计，约30%~40%政府贷款项目能够依靠自身现金流偿还贷款本息，剩余大约60%~70%贷款项目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的资金安排。 但是这一数据的真实性有多少却令人怀疑。根据刘煜辉所在的金融研究所对全国120个城市平台债务的调查，他认为只有大约10%的项目是可以完全靠项目自身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90%的贷款都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作为支持。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崔新生说：“可以显现的几万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些债务投资在什么地方。换言之，债务不可怕，只要投对了地方，就仅仅是一种融资手段。如果是投错了，在投之前就已经是债务了，那么本身就是危机。” 在记者找寻地方融资平台具体的投资方向时却发现，与债务规模一样，资金的投向难有准确的统计。刘煜辉笃定地对记者表示：“只有10%，具体的投向我们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调查结果，但是目前还不能公布。” 举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还不上。撇开项目自身盈利能力，地方政府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也难有为巨大债务承担风险的能力。 刘煜辉这样计算未来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以目前7.38万亿的债务水平推算，按照70%的抵押率，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土地的价值是10.5万亿。” 在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的2009年，全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是1.4万亿人民币。10.5万亿是2005年到2009年土地出让净收益的4.4倍。 “如果以2009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7.38万亿的债务，需要6.15年的时间，而如果以2008年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这个时间需要14.76年。”刘煜辉担忧地表示，这还不包括债务利息和未来两年平台余额可能达到自然增长的峰值的考虑。 偿息压力难以遁化 在东方证券发布的一个关于地方债务的专题研究报告中，其也乐观地估计“项目自身的偿还能力相对充足”，其测算的依据是从上市银行交流的情况，得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入实体项目的比例为90%以上，假设4%的ROA（资产收益率），并假设40%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则项目投产后，每年的息税前利息保障倍率将达到2倍，基本可以满足还本付息的需要。 刘煜辉却认为，目前地方平台债务的现实压力恰恰在于利息偿付。他以2009年末央行公布的债务口径7.39万亿作为计算基数，按照6%的融资利率，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是4500亿元；而如果以2010年末10万亿的地方债规模计算，2011年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6000亿元，2012年这个数字将达到7200亿元。 这是一个滚雪球的游戏，或者说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游戏。大部分项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产生任何资金收益，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只能依靠已获的贷款或新的贷款去支付利息。 “当然还可以卖地筹资，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刘煜辉说，如果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速度，可以保证地方政府在未来获得预期的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那么目前看来不挣钱或者不经济的项目就会变成合理投资，而一旦市场低迷，土地收入回落，地方政府仍需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那么这个游戏就不可能有圆满的解决。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游戏结束后首当其冲的是牵涉其中的银行业。楼市调控政策使各家银行纷纷发表房贷压力测试，但是银行业与房地产联系最敏感的神经并非房贷，而是以土地拨备款为代表的地方融资平台贷。 而平台贷到底占银行贷款总额的多少并没有公开的数字。东方证券研究报告中“部分上市银行截止到2009年底的政府融资平台余额”显示，平台贷占一般贷款的比重最高达到15%，最低为6.19%。但这一数据也只是根据各家银行自己公布的口径，而各个银行之间的口径并不统一。 第一创业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陈曦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关于土地储备贷款很多打包在城投公司的项目中，而每个项目下面可能有很多种贷款，无法得知其中具体的种类和相应数额，“感觉平台贷这一领域比较混乱。”陈曦进一步告诉记者。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深埋风险隐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曾撰文指出，2009年中期，各类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在回收周期比较长的基础设施领域，加大了贷款的集中度风险。 谁是最后的埋单人？ 即便面临巨大的坏账风险，银行业的未来似乎也并不需要令人担忧。 刘煜辉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银行业作为中国经济最强势、最具决定性地位的部门，不仅是“大而不倒”，“小”也不会倒。任何小的一个金融机构发生倒闭，或者清算，中国政府都会在第一时间，将危机摁在萌芽状态，不会让它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演变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没有一个国家和中国一样对银行具有这样强大的控制力。因为银行是政府的，背后是政府的信用在担保，只要中国政府不出现问题，政治上不出现风波，银行就是安全的，即便这种情况会给国家、给宏观经济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但是从银行的角度来说，贷款是安全的，坏账问题不会发生。” 而为银行作信用担保、并且具有转移支付能力的中央政府，或许是偿还地方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从欧债危机蔓延开的政府债务担忧，似乎对中国难有影响，不少市场人士乐观地做出“中国没有主权债务”的判断。 刘煜辉认为，与美英相比，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可算是五十步笑百步。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截止到2009年，包括国债、外债、7.38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债以及各种不良资产，中国政府的总负债大约为25万亿人民币，如果以2009年的GDP作为分母计算，政府的负债率是75.5%。 乐观人士的判断来自于政府手中还握有大量的国库存款、各类型土地、股权高达35万亿的人民币政府资产，所以从整个的资产负债表去看，或者貌似光鲜。刘煜辉提示到，在中国政府高负债的背后，是高投资的增长模式，换句话说，消费性的增长方式何时才能真正落实变得愈加遥远，看似强健的资产负债表更令人忧心忡忡。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想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须降低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提高家庭消费比例在GDP中的占比是唯一方式。但是政府的债务风险又必须以低收入增长和低储蓄利息率为代价，家庭消费的提高被用来冲减政府负债。如刘煜辉所说，高昂的宏观成本才是政府债务最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