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美国主导的信用评级世界中，大公国际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最终登上国际舞台，这离不开一个人的坚持。 文 本刊记者 于娜 中国的信用等级超越了美国，引起境内外舆论关注的是一个叫关建中的中国人。 7月11日，大公国际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在北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这是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面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面对国内外媒体直陈，现行的国际评级体系已难以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债务国信用风险信息的公共责任，大公国际作为新兴评级力量开始登上国际信用评级舞台。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完全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关建中在12年中几次放弃了穆迪等美国公司的合资，一直坚持大公国际的信用评级民族品牌国际化道路，虽然走得很艰难，但他相信中国崛起和大国地位，需要这样的独立民族评级机构。 抗衡美国巨头 大公国际在中国突然发力，相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中国方向，注视着大公国际这个挑战者。 “他们（指三大评级机构）坚持意识形态为主导，一个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靠借新债还旧债的能力做出判断，同时考虑增值因素。大公国际的标准是考虑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具体化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变化，你自己究竟有没有钱，而不是你能不能借来钱。”关建中表示，新标准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此次大公国际评级的50个典型国家中，有20个属欧洲国家、17个位于亚洲，还包括北美州的美国和加拿大、南美六国、非洲三国和大洋洲两国，GDP总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90%。大公国际评级中，中国信用等级为本币AA+、外币AAA，而美国本币和外币均获评AA，低于中国。 与三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的评级结果相比，大公国际对一些重要国家的偿债能力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大公国际也提及，从大级别(不考虑+/-号的差异)的评定上看，上述三大评级机构之间的信用等级差异则较小。 零起步，学习行业领先者成了最好的办法，大公国际的团队在研究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报告后，反而走了一段弯路，越研究越受其影响，沿着他们的老路来走，跳不出他们的框框，几乎陷入僵局。直到去年关建中及时介入研究后，发现美国“三大”的信用评级体系已经适应不了世界经济的需要，他断然决定改变研究路径。 白天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繁杂，晚上的睡眠时间成了关建中最佳的研究时间，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不应该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方面的因素，而应该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找准方向后，关建中和同事开始梳理研究思路，推出了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把评级还原到信用、债权、债务，这样一个信用关系的本来面目，遵循了评级的基本原理，关建中认为这是大公国际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意义所在。借钱的人还钱的来源是什么？是自己赚钱来还，还是借钱来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客观真实地揭示国家的信用风险。 新标准意味同已有的美国信用评级体系抗衡，关建中觉得这是早晚的事情。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以信用为基础的阶段，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人们在银行有存款，或者持有保险保单等其他理财投资，因此对债务人风险信息的需求非常大，到底能不能还得了钱，某个环节还不了钱，将引发一串信用关系的破坏，信用链条断裂。 近期，美国最大的退休基金Calpers正对穆迪、惠誉及标准普尔三家公司提出诉讼，该基金认为这些评级巨头对于结构投资产品的评级“严重失实”，致使其亏损了10亿美元。信用世界需要信用评级信息来作为投资决策依据，关建中由此认为，美国评级机构历史悠久，但现在暴露出的问题也很现实。此时，大公国际作为一个新生的评级力量进入国际信用评级舞台，本身就是要去竞争，做得更好。 生死抉择 作为拓荒者，关建中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困难。最难的抉择是在要不要合资的问题上，如果合资意味着赚到一笔钱，但也意味着放弃对大公国际的主导，拒绝了合资，则有可能无法生存下去。 大公国际于1994年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1999年7月大公国际选择了同穆迪进行技术合作，一下子使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大公国际，就像迈入了一个快车道，大公国际很快了解了评级该怎么做，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在与穆迪合作过程中，关建中越来越发现信用评级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有直接意义，强烈地意识到，大公国际应该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不能让外国人完全主导中国的评级市场。 在合作期满后，关建中没有选择合资道路，放弃了同穆迪的合资。当时在2002年，国内没有太多发债需求和评级需求，也是大公国际最困难的时候，首先面临生存的压力，怎么维持，他们到处奔波设法去创造需求。 到2005年时，国内债券市场大发展，但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却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中国市场，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将多数本土评级机构收归其麾下。大公国际的生存环境极度严峻，关建中又面临抉择，是再次选择合资，还是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他选择了坚持。 2006年，关建中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对中国信用评级业的再认识》的文章，向世人宣布了大公国际的信念和追求，“在研究评级业发展规律、分析国内外评级业前景后，大公国际决定选择一条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金融危机后，大公国际又面临着抉择。“一方面，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已经证明了美国的评级机构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难以得到有效纠正。另一方面，在国内，并没有因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为大公国际带来什么福音。国内评级市场已经被美国所控制的评级机构占领了2/3以上，大公国际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最大的挤压。”关建中指出，国内崇尚美国模式，崇洋媚外思想仍占主导位置，没有明确民族评级机构的地位，更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还要不要坚持自己的路？国内评级机构的恶性竞争，人才、价格、级别竞争激烈，使得行业发展没有大起色，甚至倒退，追求的目标和现实环境，使得我们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和抉择，这是现实。” 经历了复杂的思考过程后，在2009年的博鳌论坛上，关建中首次提出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的国际评级体系的设想。今年再次出席博鳌论坛时，他又提出构建中国的信用评级体系，“美国的评级模式应该是失败的，中国还在利用这种模式进行评级，并没有给我们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安全带来保障，发展下去会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埋下隐患，必须要创新中国的信用评级模式。” “这种思考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认可，也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关建中坦言，“如果大公国际放弃了，还有谁来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国家在信用高速社会化下，很需要拥有能够正确认识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一批人。” 关建中来大公国际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1月，大公国际发布了《大公国际信用评级方法》，这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并适合中国国情的评级方法。在学习借鉴穆迪评级方法基础上，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业评级标准，大公国际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不过，有评级方法，并没有商业利益，得不到什么现实回报，大公国际甚至干脆掏钱在报纸上开辟了专栏，做起了普及工作。 2005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启动，中国评级业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大公国际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5家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有了这个市场机会，大公国际终于可以有评级的收入了，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应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