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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和西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财富。作为在法国出生的华人，我从小在家接受传统中国教育，同时去法国学校念书。但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老师都没有把“追求财富”作为我的人生目标。父亲相信科学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从某方面来说，追求财富和他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我的学校里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老师们告诉我，天堂不是为富人准备的。
那么，商业和道德究竟能否共存？若干年后，当我在大学学习经济学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调和财富和道德的理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中，人们不必非要德高望重，市场自然会以某种方式优化其经济。人们只需追求自己个人的幸福指数，同时经济也可以繁荣昌盛，达到共赢。换句话说，“自私自利”能带来“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也指出：为了让经济复苏，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让中国3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改革方略之一。然而问题能这样轻易解决吗？
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正好暴露了以前隐藏的问题。在美国和欧洲，很多人丢了工作，没了房子，存款清零。可有些人并未受太大影响。让人无法接受的是，这些人往往正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创造大量金融工具的鬼才、进行市场投机的交易员和帮助分销有毒金融产品的银行家。那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再回想这位苏格兰哲学和经济学家说过的话——如果制定适当的法规，“看不见的手”能在一个高度规范的社会中发挥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法律在英国的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奥巴马政府和西方领导人一直强调金融监管远远不够，他们承诺要进行金融改革，避免再次发生危机。但这样信誓旦旦的话我们早就听过——还记得2001年的安然丑闻吗？当时我们就被告之金融监管有问题，也向我们承诺要进行改革。尽管这场危机和安然事件不同，但究其本质是一样的：聪明的人利用金融监管的漏洞来追求个人财富。法律和规范不可能完美，因为它们是人制定的。而且，聪明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金融漏洞，因为诱惑实在太大，他们不忍放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规范永远滞后于这些投机者，那么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就发挥不了作用。
中国能否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事实并非如此。中国面临着自己的问题：接连不断的杀幼案，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等。这些事件告诉我们，如果按照邓小平理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并不等于富起来的同时，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事实上，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要远比西方国家敏感，因为几百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处在农业社会，那时贫富差距并不是很突出。而在那一时期的西方国家，由于穷人和富人住在一个地方，所以两者的差别显而易见。但是宗教信仰缓和了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它对稳定西方的社会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现在需要的就是社会稳定。城乡之间、劳资双方之间以及购买法拉力的富豪阶层和追求温饱的平民阶层之间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作者：1953年出生于马赛的一个中国家庭。1978年前往中国，在大学中教授经济学。1980年回法后加入Louis Dreyfus集团并授命为Brambilla公司总经理。目前是中法委员会副主席。2009年获得第六届中国十大经济人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