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怎样以民间档案搜集的方式来建造和书写历史，主要是我写作《传奇黄永玉》的体会，也会展开谈谈我30年来的一些经验。
我要讲的是黄永玉从幼年、少年一直到现在的故事。我是研究文学的作者，从写巴金到胡风，现在写了这本黄永玉传，而且还是没有完成的传——1976年之后的一些重要事情可能是以后会写到的。第一个就是他跟《苦恋》的关系，大家可能知道1979年对《苦恋》的批判，而里面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黄永玉。还有比如“文革”之后，黄永玉在文学上多方位的爆发等等。
黄永玉很难学
黄永玉的艺术是全方位的，而他美术上的成就掩盖了文学上的成就。读过他的散文的读者，就会知道他写散文的成就比起散文大家来，至少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甚至超过他们。还有他的诗歌，黄永玉十几岁开始写诗，1950年在香港发表过整版的诗歌。1979年“文革”之后，中国第一届诗歌的评奖，大概有十多个人得奖，大多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界的诗人，其中一个就是黄永玉，获奖作品是《有那么个时候》。他的诗歌创作我们过去是不太了解的。
至于小说的创作，《收获》杂志从去年开始连载他的小说，这部小说是90年代开始写的，已有10多万字。3年前，我就建议他应该继续写小说。他写了，我来之前他又在写明年的1万字，连着已经写到40多万字了，86岁的老人还在继续写，而且他的小说越写越好。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这种小说，和现在流行的小说有什么不同。他对语言的把握，有哪些是我们的文学里欠缺的，大家可以仔细琢磨。
实际上90年代他曾经在香港写过一个政治讽刺小说，写了20万字，没有写下去。他写得非常生动，这种政治讽刺小说是我们中国最欠缺的文学方式，60年来没有这样的小说。
作为文学来讲，黄永玉的讽刺和幽默的才华是骨子里面的。我觉得黄永玉最大的特点是，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好像完全是封闭状态，他的艺术世界相对是一个和外界没有联系的世界，尤其他的语言模式。他们这代人从1949年之后就不断受到政治语言的侵蚀。从沈从文等这些跟黄永玉交往的人的文章里面都能看到这种思维语言的影响，比如文章里面有几句表态，或者有这种那种的表述，但是读黄永玉的散文可以看到，包括他写怀念这些人的文章，和一些讽刺性的文章，都找不到这类社会语言的影响，也没有时代语言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答案我一直没有找到。
他最喜欢的是文学。但是文学养不了家，就以画画养文学，正因为有了美术的发展，他就有能力完全把文学当成一种纯意义的写作。我们生活中粗俗的语言也好，政治的语言也好，对他没什么影响。所以他的散文里面，语言的转换、甚至一些天马行空的表述，别人学不来。我觉得很多人的文章可能你能学会，但是黄永玉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他的思维方式，大家是很难学会的。
之所以我从20年前就关注他，就因为他是中国20世纪以来极其少有的天才式的文学家。
写传记不是“听故事”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围绕名人的传记非常多。往往名人成名之后，它的回忆有很多是夸张的。这种夸张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可能有几十年之后的偏差，这种是无意的，还有一种就是有意的，就是编造，让自己更伟大更了不起。作为传记作者，要对历史负责，传主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回忆。写传记的功力所在就是你要用大量的史料发现和填补他的记忆，或者叫补充，或者叫纠正，或者是求证。这样的工作，是传记工作者最应该下的功夫。
我80年代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那时候年轻，基本上就是传主怎么回忆怎么写，有时候也翻一些报纸，但是没有完全的多方位的求证。我现在对《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就有很多后悔的地方。当时我写的主要对象是“胡风分子”，但80年代那时候是有很多对立面的，如果当时我找他们的话，他们是有可能接受我的采访的，而且可以补充他们这方面的材料。但当时年轻，不太懂事。
写黄永玉传对我来讲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黄永玉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生动的好处就是大家知道他很多事。对一个传记作者来讲，我再写他的传，如果仅仅停留在他讲述的基础上，无非就是转述他的材料，严重的话可能是抄袭，或者就是大量引用。如此原创性就差了，不会是很有力度的传记。
所以，这本书重点放在史料的求证上。如果史料没有求证，我宁愿采取比较不能确定的一种叙述口气。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他12岁从凤凰出来之后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学校等级名册上的名字，当时他叫黄永裕，后来沈从文跟他说了才改成现在的“玉”。他念初一时用的是“黄永裕”这个名字，这个材料来自集美学校1939年的学生一览表。如果我找到了当初的材料，才可以证明回忆是准确的。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研究最起码的尊重的原则。
第一手资料是相当重要的，是不能有任何虚假的。有意识的编造则更应该是我们警惕的。我再举个例子，汪曾祺曾在上海对我说，他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信上就说自己认为黄永玉是很有才的，如果这时候有人愿意在黄永玉身上投资，肯定是不会亏本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将信将疑。第一，没有看到原件我不敢相信。我认为1947年的汪曾祺不到40岁，黄永玉30多岁，那个时候他怎么知道黄永玉后来的发展？当时我就开玩笑说，没看到材料我就认为是吹牛。我就一直没有写这段，一直到前年，这封信找到了，一共有7页，是汪曾祺写给沈从文的。
汪曾祺为什么要给沈从文写这样的信呢？大家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抗战结束之后，汪曾祺到了上海。沈从文就委托汪曾祺去看看黄永玉。看了第二天他就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在看他之前汪曾祺也知道黄永玉。信上就写了见黄永玉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生动详细，也反映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很多状况。有了这封信，汪曾祺的叙述就有了最可靠的史料。
档案是沉默的证人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文革”中的“黑画”批判。年纪大一点的听众可能知道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上半年的“黑画”事件。经历“文革”波折之后，到了1972年要恢复对外出口，卖什么？那时候也卖资源，但首先是中国画、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