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经销商很乐意拥抱獐子岛,这个白酒行业的初来乍到者。那次糖酒会上,獐子岛签下了3000多万的订单,拉拢了300多家白酒经销商。这支突击新军,很快立下战功,2008年,獐子岛渔业销售业绩突破1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57%。
紧接着,吴厚刚进一步整编了常规部队:营销布局由南北两大区,细化为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四大区,一二级经销商扩张至全国100多个年交易额上千万元的水产市场,加盟的零售终端达到500多家。2009年,獐子岛渔业业绩达到15亿元,再增长了50%。
2010年上半年,一条4年前埋下的千里伏线终于爆发。改良后的扇贝苗种,经4年生长期后,创下了惊人的产量纪录:亩产从以前的70多公斤,猛增至现在的150多公斤!加上市场上海鲜价格上涨,2010年上半年獐子岛渔业业绩猛增300%~350%!
市场的海面上,已是一片波澜壮阔。
银行家的“三七定理”
对话吴厚刚,就是对话他天高海远的人生风景,也是对话他沿着产业链飞流而下的商业逻辑,更是对话獐子岛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历史。
采访吴厚刚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一些熟悉的名字: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村的徐文荣等,他们的共同点是以自己毕生的奋斗,把贫困的故乡改变成富庶的热土。他们以厚实的双肩,同时挑起乡镇父母官和公司掌门人的重担,形成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政企合一的商业模式。
2002年,38岁的吴厚刚最终决定放下父母官那根担,全力扛起掌门人这根担。从商业制度的层面看,这一定是一种刺破与穿透,一种影响深远的进步。
——因此,用“银行家”这个现代商业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来解读吴厚刚经营“海底银行”,是恰到好处的。
采访过程中,令我颇感吃惊的是,吴厚刚对我说,现在,我们尚处于创业阶段。须知,目前獐子岛渔业拥有员工5000多人,市值131亿元,是国内渔业当之无愧的霸主。
或许,对于具有光荣历史与英雄气质的獐子岛,对于从偏远海岛上,于风雨浪涛中走过来的吴厚刚,“创业”二字,饱含着言之不尽的别样意义。
基层员工告诉我,自己一方面很佩服吴总,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獐子岛,但另一方面又对他十分不解,已是亿万富豪他,为何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难道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
吴厚刚身兼董事长和总裁,既要为战略决策深思熟虑,又要在执行层面披肝沥胆,员工们眼里的工作狂人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在一个成熟、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里,决策和执行是必须分离的。
吴厚刚对我说,分权而治是必然的,每个组织都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但要看在什么阶段。在我国现阶段,凡是董事长和总裁分离的,几乎没有能够配合好的。毕竟是两个脑袋,两个价值观,两个准则,甚至根本上是两个文化。他还向我举了联想柳传志和杨元庆的例子。
他坚持认为,目前在中国,最好的体制应该是董事长兼总裁,但当法律、市场体系健全到一个更高、更成熟的程度后,是一定要分权而治的。
一个故事是:2007年,獐子岛渔业接触到了国际通行的质量标准SGS,如果要引进SGS标准的实验室,需要花费500万元。
当时公司内部大多数人都强烈反对:“这么多设备,能赚钱吗?”、“我们质量已经不错,没必要再花这么多钱!”、“新的质量体系出来了,老的业务怎么办?”……
吴厚刚坚定地认为,质量安全体系是一个大问题,不能用赚不赚钱来衡量,必须与国际接轨。
第二年,中国乳业爆发骇人听闻的“三聚氰胺”事件。而獐子岛却作为示范企业,通过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严格考核。
“吴总是站在全局和长远的高度来看问题的,”事后员工们如此评价。
从这个故事来看,吴厚刚的上述观点或许是对的。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独特的吴氏少数派观点,几乎出现在了他经营海底银行生涯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
比如,1996年,为了尝试底播养殖技术,他背着骂名把几千万元往海里撒。1998年,在企业生死存亡之际,他顶住压力,推行产权制度改革。
吴厚刚几分得意地告诉我:如果一个决策有70%的员工赞成,那么它很可能是错误的;但如果有30%的员工赞成,这个决策很可能正确。因为时代在进步,如果30%的员工和你同步思维,这个主次是正常的,但如果70%和你同步思维,说明你这个领导就落后了。
——这,就是贯穿于海底银行家经营生涯的“三七定理”。
在獐子岛渔业的董事长办公室,一张窄窄的小床安静地躺在角落里。吴厚刚说,平时工作困累了,就在这里打个盹。
原来,海底银行家时刻都要出发,只能睡一张行军床。
【 獐子岛的那些传奇 】
以往粗放经营的獐子岛渔业集团从里到外变成了现代化的大公司。
“獐子岛两头尖,赶海媳妇有三千,头朝地,腚朝天,手拿钩子扒海滩。”这是一首在獐子岛流传已久的儿歌。
岛志记载:明末,朝廷开始在此驻军边防,军队登岛“见海湾鱼虾扑岸,山林獐子成群,故取名獐子岛”。清末,山东半岛饥饿的渔民怀揣“棒打獐子瓢舀鱼”的生存理想来到此岛。
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海岛人的捕捞作业,不仅仅是辛苦,更多的是以命相搏的战斗,鲜活的生活可能就在顷刻间被巨浪吞没。据岛民说,岛上的老坟大多只是衣冠冢。
洪荒演化、历史变幻。
随之蜕变的,是獐子岛的美名。上世纪50年代的“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6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獐子岛人”、70年代的“海上大寨”、80年代的“黄海明珠”、90年代的“海底银行”、本世纪的“海上蓝筹”。
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獐子岛从苦难荒蛮,演进到现代文明?
在獐子岛小学教室走廊的墙壁上,挂着一排英雄照片,他们都是孩子们的祖辈。
“海上花木兰”文淑珍——1958年,文淑珍同3名女青年,冲破旧的传统观念,毅然登船出海打鱼。翌年,文淑珍成为首位女船长,率领“三八号”渔船连年创高产,被誉为“海上花木兰”,并多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
“海底闯将”王天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在国宴菜单上写下了獐子岛的鲍鱼。消息传来,全岛沸腾。可时值寒冬,鲍鱼都躲到礁石深处冬眠,踪迹难觅。英雄潜水员王天勇,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潜进刺骨的海水捕捞鲍鱼,每一次浮出海面,他的潜水衣上就被冻上一层玻璃状的盔甲,用棍子一敲,冰碴咔嚓咔嚓往下掉。他前后奋战多天,下潜100多次,终于捕捞到1吨的优质鲍鱼。《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周总理亲自致电表扬了獐子岛。
獐子岛英雄辈出,船长们更是技术过硬,屡创全国产量的纪录,在1980年代,他们一年收入就达10多万元,现在岛上不少的别墅小楼,就是当时盖起来的。
这就是答案——那种推动獐子岛现代化进程的、振奋人心的传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