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因此，现有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是不全面的，这样统计出的美国逆差主要是统计意义而非经济意义，既不是衡量美国竞争力的合适尺度，也不是衡量贸易利益的合适尺度，2005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双边贸易逆差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是衡量双边贸易利益关系的好指标。”联合国贸发会议前秘书长里库佩罗也说，“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决定了中国贸易增长带来的好处分布得更广泛，从而使国际贸易体制更加公平、更具有包容性。”美国国会研究报告也提出：“贸易逆差是问题吗？逆差并非不是美国希望的，这虽有成本，但收益大于成本，逆差也是扩大贸易利益的手段。”美国在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前就审视了其逆差问题，比如2000年国会预算局《美国逆差的原因与后果》写道：“对国家整体来讲，贸易逆差本身并没有引发长期经济问题。经常项目逆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更小，其影响是正是负尚不清楚。国家总体上从贸易逆差和外资流入中受益。”据此也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逆差的原因。至于国际经济失衡是否是问题也无定论，如伦敦经济学院布特教授就认为美国、中国的所谓失衡根本不是问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校正这一失衡。 国际经济再平衡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降低储蓄率。美国储蓄也包括居民、政府、企业储蓄三部分，其总储蓄率自80年代就开始下降，主要与政府储蓄过低、信贷便利、普通居民收入增长慢等因素有关，也与其统计方法有关。一些美国专家认为，如果加上研发、教育培训、品牌等无形资产和耐用品支出等，美国总储蓄率会超过30%，就不算低了。美国居民储蓄率自1984年以来持续下降，到1992年以后储蓄绝对额也下降，从1992年的3660亿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388亿美元，这种下降与财富效应、消费信贷等因素有关。从2006年开始美国居民储蓄率回升，从2005年的1.4%持续回升到2009年的4.6%，下一步可能还会上升，但将略低于80年代前8～10%的平均水平。目前美国总储蓄率还在下降，主要原因是去年政府储蓄减少了1.4万亿美元，即使居民储蓄增加了2163亿美元，企业储蓄也较高，但总储蓄仍减少了3600亿美元，总储蓄率降到10.5%的历史低点。美国储蓄率下降也不孤单，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储蓄率也在下降，但公司储蓄率却在上升。
关于再平衡与储蓄-消费调整问题 中国储蓄率高与经济高增长、人口红利、收入分配、社保体制、信贷条件、文化传统等长期因素有关，主要表现为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偏高。这一轮储蓄高涨始于2002年，5年后政府储蓄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提高了11个百分点，但居民储蓄有波动，2005年以后下降了6个百分点。且中国居民储蓄率本身并不算高，还略低于印度22%的水平。我国储蓄率偏高也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人口抚养比低于40%，处于历史低点。我国降低储蓄率的重点是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需要深化收入分配、社保、金融、税收等改革，短期内不可能明显降下来。 从消费来看，既需要看消费率，也需要看消费增长速度。美国居民消费率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涨，从64%提高到现在的71%。去年美国消费下降了0.6%,只减少了393亿美元，但由于私人投资下降了23.5%,消费率反而提高了0.6个百分点。30年来美国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9，中国为-0.34,说明消费率与消费增长率并不是同向变动。我国消费增长快与消费率下降也同时并存，多年来商品消费年均增长15%以上，服务消费年均增长10%以上，且住房支出主要算在投资而不算在消费上，中国消费增长率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率最低的国家。我国消费率低与我国经济发展快、投资增长更快有关，因而消费相对不足。去年我国消费增长了16.8%,但由于投资增长更快，消费率仍在下降。所以与人们调整失衡的愿望相反的是：尽管中国高出美国消费增速的幅度在增大，但中国消费率比美国低的幅度也在拉大。而且中美的储蓄和消费差异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美国缩小储蓄缺口和中国降低储蓄、扩大消费都不是短期内见效的，都将是较长的历史过程。 新世纪以来我国消费增长率是上升的，但消费率是下降的。由于支出很高的居民住房支出主要计入投资，如果计入消费，则我国的消费增速更快、消费率会更高。 关于再平衡与转变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 美国提出要变更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并希望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同时希望转变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由美国减少消费和扩大出口、亚洲国家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如果这一愿望实现，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现实来看，这绝非易事。 一是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会轻易改变。美国消费模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经历了炫耀消费-大众消费-信贷消费等过程。美国消费历来相对稳定，支撑消费的传统文化、金融条件、美元地位和政策支持等因素不会明显改变，消费行为不太可逆，消费者不会因为收入暂时减少就改变消费习惯（美国消费率高也与计算方法有关，如教育、培训、耐用品消费等也可以算做投资，这样消费率就可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如果美国消费真的低迷，必然拖累经济持续衰退，不利于走出当前危机，所以政府必须稳定消费而不是减少消费，比如去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占24%。美国消费去年11月在连续下降14个月后首次正增长，全年居民消费率达到71%，比2007年还提高了1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消费能力也将恢复。当然，美国的借贷消费会减少，从2008年7月2.58万亿美元的最高点减少到2009年11月的2.46万亿美元，只减少了1200亿美元，降幅并不大。 二是扩大出口面临很大制约。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已在持续40多年的去工业化过程中被转移出去，难以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再从海外撤回也不现实，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又受到限制，高端制造和新能源等新出口增长点也不会遽然扩大，成为第一出口大国将颇为不易。美国扩大出口无可非议，但试图通过政府补贴、保护政策或压别国货币升值等来推行，未必会有效果。特别是再工业化、重新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等设想将逆转产业升级规律，将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有的“创举”，值得拭目以待。尽管美国制造业出口在世界的比重下降，但美国制造业产值仍在增长，仍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09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19%，高于中国的15.6%和日本的15.4%。 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模式近期不会出现显著变化 市场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生产，“东亚生产-美国消费”正好表明美国是问题的中心：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不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所以美国消费对东亚生产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扩大在东亚的投资并推动了出口，将将危机归因于“东亚生产-美国消费”并指责东亚是不公正的。东亚也大量进口产品，中国30年来进口年均增长17%，入世以来增长25%，是世界上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据美国统计，1989～2009年美对华出口增长了11倍，20年平均增长13.2%，但其对其他国家出口只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5.1%，同期美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比重从1.6% 提高到6.6%，从居美出口第15位提高到第3位。其中2009年美对华出口只下降了0.2%，但对全球出口却下降了18%。 尽管中国和东亚对美货物贸易上顺差，但在服务贸易上逆差，这种顺差/逆差是全球产业分工演进的结果。而且东亚对美顺差多年来稳定在40%左右，比20年前低一半左右。美国自东亚进口是根据消费需求发出订单的，没有订单亚洲企业不会盲目生产，现实情况是美国订单逐月恢复。美国试图用高额关税等保护措施让输美产品进不去，对亚洲企业和美国消费者都不公平，仰仗保护复苏的企业也会有国际竞争力，是难以持久的。只要经济全球化持续、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没有明显变化，美国消费-东亚生产的格局也很难根本改变。 关于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在前几次失衡中压他国货币升值，这次又故伎重施，试图强迫人民币升值，既不平等，也不合理： 一是汇率制度是IMF规定的各国自主权利，世界并没有公认哪种汇率制度最好。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难以规避汇率过度波动风险，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情。汇率是否合理既要考虑贸易收支与国际收支平衡，也要考虑就业状况、结构升级和经济基本面，主要在二者之间权衡，单独从贸易平衡角度来考虑汇率水平是片面的。 二是历史经验表明，汇率对贸易不平衡的作用不明显。70年代后马克、日元都曾大幅度升值，但三、四十年后仍对美有大量顺差，比如日元1988年比1985年升值46%，但对美顺差仍然增加了12%，到2006年仍然高达900亿美元，日本汇率与顺差的相关系数是-0.7,滞后两年的相关系数也达-0.6，具有“J”曲线效应；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对美顺差反而增长了30%以上，据北京大学姚洋等研究，汇率顶多只能解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2%。 三是当年德、日、四小龙本币对美元升值之时，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明显缩小，人均GDP都达到美国的1/3～2/3，且许多工业品与美国直接竞争。但中国发展阶段明显落后于本币快速升值时的德国和日本，我国工业化总体上才处于中期，人均GDP仅美国的1/17，多数产品与美国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许多学者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对美的冲击比德、日当年小得多，中国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高技术产品都处于中低端，与美国是垂直分工而非水平分工，所以与德日当年升值的条件不可比。 四是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性强，这就决定了汇率作用有限。影响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是经济结构问题，而非价格/汇率问题，中国人均工资不到美国的1/15，只要中国还有较多过剩劳动力，汇率就没有明显低估。中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都是顺差的主体，受升值的影响很小。中国许多中低端产品美国已不生产，具有需求刚性，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也不会减少生活必需品进口，比如2009年美国一般消费品降幅为11%，比整体进口低15个百分点，其中从中国进口纺织品降幅不到5%，只有整体进口降幅的1/6。即使美国减少了对华逆差，但其内部失衡依旧，其总体逆差并不会减少。除去对华逆差，美国整体逆差仍有6000亿美元左右，这能怪中国吗？所以人民币升值作用有限，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单方面指望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失衡问题，既不公平，也无效果。美对华贸易逆差并非中方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双方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是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体现。美国无意减少其占四、五成的石油贸易逆差，不致力于减少高达8000亿美元的全球逆差，却过分强调对华2000亿美元的逆差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是颇值得深思的。即使这样，中国也会从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不断完善汇率制度。 总之，看待中美经贸关系，始终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失衡与资本流动失衡是主动参与全球化、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结果，互补与双赢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合作与协商是处理两国贸易失衡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