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强行拆除（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70年代） 随着贫民窟的不断发展，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墨西哥政府意识到贫民窟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对城市中心和边缘非法占地形成的贫民窟实施大规模的拆除。如20世纪50、60年代墨西哥城市长乌鲁丘图（Ernesto Uruchurtu）就因多次下令进行大规模铲除贫民窟行动而闻名。但鉴于农村移民的不断涌入，贫民窟反而越拆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对贫民窟采取默认态度，但禁止为其提供水、电等基本市政服务。 积极改造（20世纪7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强行拆除政策的失败和争取选票的考虑，墨西哥政府开始对城市贫民窟进行积极改造，主要措施包括：（1）成立一系列专门机构，如全国劳动者住房基金协会（INFONAVIT）、土地所有权正规化委员会（CORETT）、国家人居理事会（CONAPO）等；（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人居法》、《全国土地所有权正规化计划》等；（3）开放土地市场，增加住宅用地供应。1992年以前，墨西哥在农村广泛实施土地“村社所有制”（Ejidalismo），规定土地为村社成员集体所有，不得买卖。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城市贫民窟实际使用的都是村社土地，来自村社成员的私自转让。村社所有制影响了土地产权界定、限制了住宅用地供应、不利于对贫民窟的改造。1992年，墨西哥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村社土地不得转让的限制，这也为贫民窟改造创造了条件；（4）为贫民窟居民办理所有权证。随着土地村社所有制的取消，墨西哥政府开始大规模地为占用村社土地建房的贫民窟居民办理产权，为各项贫民窟改造计划铺平道路。但许多土地产权归属十分复杂，目前所有贫民窟房屋中只有48%办理了正规产权，这增加了改造难度；（5）不断扩大政府储备用地。在村社土地所有制废除之前，墨西哥就通过政府征用的办法从许多村社手中获得土地，作为低收入阶层安置和城市发展的储备用地。目前，政府储备用地制度不断扩大，墨西哥还鼓励开发商建房，并通过一系列信贷政策鼓励工薪阶层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但应该看到，许多住房计划要求购房者至少拥有三倍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水平，将大多数贫民窟居民拒之门外，使得贫民窟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城市贫民窟对墨西哥的影响 政治影响：尽管政府采取了多项扶贫措施，根据不同方法统计，墨西哥目前的贫困人口仍然高达4000万以上，其中大多数是城市贫民，且许多居住在形形色色的城市贫民窟中。贫民窟居民是墨西哥经济社会发展的受害者，大都对政府怀有不满情绪，构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墨西哥许多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都是从贫民窟中爆发的。此外，大大小小的贫民窟仿佛“独立王国”，毒品、暴力犯罪肆虐，政府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2008年4月，位于墨西哥城市中心的Tepito贫民窟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军警与犯罪分子枪战。此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墨西哥的城市贫民窟中上演，大大削弱了墨西哥政府权威和政治稳定。 经济影响：近年来，墨西哥经济发展不振，难以提供充分就业。贫民窟成为形形色色“非正规就业”的理想场所。有关调查显示，墨西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人口相当或超过正规就业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非正规就业发生在贫民窟中。这些非正规部门包括流动摊贩、盗版光碟和书籍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走私等。贫民窟中非正规就业的蔓延使墨西哥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非正规化”倾向，大大影响了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社会影响：城市贫民窟现象作为墨西哥城市贫困化和不平等的象征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分化。贫民窟居民感到自身被社会边缘化，难以融入社会，无法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顺畅联系。此外，贫民窟中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普遍缺乏使其居民难以享受到应有的社会权利，对墨西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贫民窟也往往是墨西哥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最集中、最严重的场所。对我国的启示 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墨西哥城市贫民窟产生的根源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二战后，墨西哥经济一度取得了很大发展，甚至被誉为“墨西哥奇迹”。然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分配问题的改善。20世纪50-70年代，墨西哥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49-0.52左右。20世纪80年代，随着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实施，收入分配问题更加突出，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保持在0.5的水平，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更为突出。据墨西哥社会发展部最新统计，2008年，墨西哥贫困人口达4720万，约占总人口48%。无论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墨西哥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重增长轻分配，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了，怎么分都可以。然而，一味地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贫民窟蔓延而导致的墨西哥经济严重“非正规化”趋势既是盲目追求增长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长期的“有增长，无发展”必然最终导致既无增长也无发展。可以说，贫民窟现象是城市贫困的极端表现，是墨西哥长期忽视解决分配问题的必然恶果。不解决分配问题，贫民窟现象就无法根除，这是我国在当前发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
走以城镇化为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大大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是贫民窟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墨西哥城市化进程速度过快，且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大城市中。这必然导致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扭曲。一方面是墨西哥城等特大城市拥挤不堪、污染严重、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城市经济、生态承载能力严重透支。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不断外流，农村日益空心化、贫困化。 我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期，要避免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误就需要走有自身特色、符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我国人口众多、目前仍有7亿左右农民。“十二五”期末，我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墨西哥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则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也是墨西哥过度城市化及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加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我国不能重蹈墨西哥盲目发展大城市的覆辙，必须以中小城镇为实现城市化的主要载体。中小城镇数量多、分布广、与各个中心城市关系密切、对广大农村辐射力强。大力发展中小城镇、建立若干大都市-地区中心城市-广大中小城镇的城市化网络将有助于我国避免大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及随之引发的包括城市贫民窟在内的一系列问题。 加强多层次的居民住房体系建设 导致墨西哥城市贫民窟形成和发展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是城市土地和住宅的供求矛盾。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大城市土地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收入水平低、土地投机盛行导致广大贫困群众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而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国家征收村社用地建立土地储备，然后通过一系列住宅计划建造房屋，提供信贷，解决部分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还远不能满足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居住在贫民窟中的贫困家庭的住房需求。因为一方面，各种征地和住宅计划的执行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参与不够，各部门协调力度不足，导致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各项政府住宅计划门槛过高，要求申请者收入水平至少达到最低工资的三倍，而根据墨西哥社会发展部统计，2005年城市就业的经济活动人口中有46.6%达不到要求。再考虑到贫民窟居民大都为非正规就业，政府住房计划很难覆盖这部分人群。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应该加快多层次的住房体系建设，尤其应该加强门槛较低的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通过多层次、差异化的供应体系满足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 注重对城市发展的规划和管理 墨西哥对城市发展规划不足、管理不利也是导致贫民窟问题突出的重要因素。政府在解决贫民窟问题上反应缓慢，十分被动。在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政府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没有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贫民窟形成后，又不能区别对待，积极引导解决，而采取了“一刀切”的强制拆除措施。到问题发展到无法逆转的程度，政府就只能依靠一个又一个局部性计划加以应对，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成效不彰。对于我国来说，首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制订城市建设和改造规划时，应明确反对贫富分区，从源头抑制贫民窟存在的土壤。因为贫富分区，或对所谓的贫民窟采取容忍或漠视的态度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分化，墨西哥贫民窟的教训殷鉴不远，值得吸取。其次，要加强基本市政服务均等化建设，使全体居民享有的卫生、教育等资源不因居住区域而增减。总之，城市贫民窟现象的背后是权利和机遇的不平等，而只有通过政府调节，创造平等的制度环境，这一现象才能得到控制和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