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危机启示录升级档 地方嵌入性和产业集群升级—来自手机行业的启示(1)



  文·潘峰华

  

  根据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由一组在地理上相互临近的企业、行为主体或者相关的机构组成,并且能够从相互临近以及联系中获得收益。近些年来,产业集群已经被认为是构建地方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一方面,产业集群和集群中的企业如何进入全球价值链和实现升级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重点关注的内容;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集群被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所主导,这种集群的本地嵌入性及其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也成为研究的焦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并且形成了很多产业集群。在中国的大量制造业产业集群中,既有以大量国内民营企业为主体构成的本地化产业集群,如广为人知的浙江省的“块状经济”,以及珠三角地区的“专业镇”。也有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群,典型的如苏州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北京的诺基亚星网工业园。此外,还有很多集群是由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相互混合而成,如北京中关村地区的IT产业集群。

  以国内本地企业为主构成的集群,企业大多在本地衍生,并且经济网络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网络之中,各个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地方的机构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集群中存在密集的信息交流。而由跨国公司主导形成的集群,跨国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嵌入到地方经济中,值得探究。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性体现在跨国公司与其投资所在地的经济主体的关联程度,这些经济主体包括企业供应商、客户以及当地的公共组织甚至竞争对手等。其中,供应链关系被认为是测度地方嵌入性的最重要的指标。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不仅仅由本地企业构成,跨国公司在这些集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处于支配地位。跨国公司是否嵌入到本地经济中,是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本地企业,特别是本地供应商与跨国公司的地理临近是发生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但是,地理接近并不等于关系接近,地理接近也不能保证知识溢出和学习过程的发生。特别是当产业集群中的核心企业和供应商都不是本地企业时,本地经济的命运往往无法自主掌握。当跨国公司需要做出减产、关闭或者迁移的战略调整时,往往并不会考虑投资所在地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地方经济陷入困境。国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当爱立信(Ericsson)在加拿大做出调整,以及宝马(BMW)在英国决定关闭Rover时,都对地方经济造成了冲击。

  本文将对比两个手机产业集群在地方嵌入性和产业网络方面的差异,并讨论这种差异对产业集群的长期发展和升级的影响。

  国内最大的两个手机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

  中国公众移动通信自1987年底开始发展。1998年以前,国内手机市场还很小,并且几乎完全被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资品牌所垄断。随着手机产业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中国政府试图改变外资品牌垄断的格局以及对外资企业的技术依赖。1998年,中国决定发展国产品牌的手机。为了保护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和避免出现恶性竞争,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和国家计委决定实行手机定点生产,建立了手机生产牌照制度。1999年底,信息产业部对国内的合资企业和独资手机企业重新登记,确定了17家合资企业和10家国产企业,作为第一批手机生产厂家。随后几年里也有少数企业获得生产牌照。2005年初,牌照制度被较为宽松的核准制代替,更多企业进入手机产业;2007年核准制也被取消。这期间,又有更多企业进入手机制造领域。从1999~2007年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手机生产基地,产量达到全球近一半的份额。中国的手机用户总数超过了6亿,普及率接近50%。中国大陆每年品牌手机销量超过1亿部,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等国际品牌占据了大部分市场,而国产品牌则表现欠佳;另外,由于手机产业的兴起和特有的产业管制制度,涌现出大量的山寨手机,并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手机出口大国,出口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诺基亚、摩托罗拉和三星等跨国公司是主要的出口企业。

 中国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生产国,并且形成了深圳、北京等若干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主要由本地企业构成,企业数量众多;而北京的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则是由外资企业为主构成,并且以诺基亚为主导。作为中国最大的两个手机产业集群,深圳和北京的手机集群内部都存在紧密的合作网络,并且能够高效率的运作。但是两个集群生产网络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两个手机产业集群与本地经济的联系程度迥然不同,集群的本地嵌入性程度有明显差异。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

  1999年国家实行手机牌照制度,深圳的手机产业开始起步。到2005年出台审批制之前,深圳的合法手机企业(拥有生产牌照)数量保持比较稳定,在全国36家企业中,有6家位于深圳,包括康佳、科建、TCL、天时达、桑达和托普国威等几家企业。2005年初实施手机审批制之后,到2007年这2年中,全国一共有53家企业获得批准生产手机。其中深圳的企业有22家,占到全国超过40%的份额。特别是2007年,13家获得牌照的企业中有8家位于深圳,占到全国的60%。拿到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既有华为这样的大型企业,也有在手机界做贴牌已经具有相当知名度企业如金立,当然更多的是过去不太有名的企业。另外一些拿到牌照的企业集团总部虽然不在深圳,但是其手机部门却在深圳,例如万利达、中国振华、四川长虹等。加上审批制之前就已获得牌照的深圳手机企业,在手机核准制取消之前,深圳拥有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一共有接近30家,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约为30%,这里面还不包括代工厂富士康。另外,如果加上数量庞大的山寨手机生产企业,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整机生产企业数量还会更多。深圳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手机生产制造基地,是因为在深圳本地及周边形成了巨大的上下游手机产业链,产品配套能力强大。在深圳90%以上的零部件都能自行配套,包括芯片后封装在内,模块、液晶板、线路板、电线、天线、电池、充电器都能够在本地配套,而包括摄像头、MP3/4播放器等手机附属设施也可以在深圳及其周边方便的采购。此外,手机芯片商、手机设计公司,以及渠道商和华强北市场等与手机整机生产企业和零配件供应商之间形成了高效的生产网络。

  深圳手机行业的生产合作网络并非是一夜之间形成。深圳在电子相关领域有着较长时间的积累,并且很早就形成了电子行业的本地网络。从1970年代末期,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承接了大量来自美国的低端电子组装业,之后一些工厂开始迁移中国,特别是在广东的深圳和东莞等地,并随后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本地网络。深圳在电子产业,包括早期在电子手表、收音机,之后的彩电、MP3以及电脑产业等在全国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基础及其构建的生产、销售以及信息网络,为手机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很多因素,包括过去电子相关产业的雄厚基础(包括人才、技术以及社会网络),本地市场需求旺盛,地方政府的支持等。但是在所有的因素中,深圳高度本地化的生产合作网络的高效运作是深圳手机产业集群持续增长以及保持竞争力和活力最为关键的因素。深圳的手机产业网络主要由手机整机生产企业、芯片商、手机设计公司、手机零配件供应商、渠道商、贸易商和运营商以及华强北手机市场等构成,手机产业形成了完善的本地生产合作网络和产业链,能够迅速的应对市场需求和行业技术的变化。尽管深圳的手机产业集群一直被“山寨手机”现象困扰,但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地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品牌手机企业,如宇龙和金立等。此外,华为和中兴这两大通信设备制造业巨头也进入了手机领域,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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