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罢工是改善初次分配的一种方式，但不能把缩小收入差距的全部责任压在企业身上。
记者/汪伟 工人们要求加薪，由此带来的不安一直在蔓延。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内地多个城市外资企业出现的一系列罢工，在及时处理后，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潮。而6月底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他认为罢工潮“对中国竞争力是最有负面影响的，远远超过汇率改革或升值的影响”。 他对《财经》杂志记者说，跨国公司可能因此改变投资地点。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将成为首选，而“不会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 随着人民币升值、人工成本上升，胡祖六列举的东南亚国家一直被看作是全球制造业下一个“成本洼地”。它们都是替代中国的可能选择。然而，罢工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不说它在中国特别罕见的话。6月最激烈的罢工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广东，而是发生在距离广东2000多公里以外的孟加拉——被认为可能替代中国的地方之一。 工潮带来加薪 据法新社报道，家乐福等采购商1月份曾给孟加拉国总理写过一封信，敦促他为该国的制衣工人全面加薪。信里说，目前的工资水平低于贫困线，并且持续不断地制造动荡。 欧洲采购商的不安是有道理的。制衣业是孟加拉国的经济支柱，美国的沃尔玛、西班牙的ZARA、瑞典的H&M、法国的家乐福和英国乐购(Tesco)——这些零售业巨头都是物美价廉的孟加拉制衣业的客户，但孟加拉的制衣工人一直在抗议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孟加拉的服装厂雇佣了300万名工人，占该国制造业工人的40％。2009年，孟加拉出口总额是155.6亿美元，其中制衣业的出口占了近80％。那里的制衣工人的工资可能是世界同行中最低的。根据服装厂、工会和政府2006年达成的协议，孟加拉制衣工人的最低工资是每月25美元(170元人民币)。而4年来，孟加拉的物价上涨了两倍。 小规模的罢工和骚动接连不断，到6月中旬，首都达卡以北一个工业园区发生大罢工，5万多名工人参加，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到72美元(490元人民币)。代表资方的孟加拉国服装生产商和出口商协会表示，最多只能将最低月薪提高到30美元，双方相持不下，导致工业园区里的几百家服装厂关门，订单堆积如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几天后，罢工演变成暴力冲突。警察发射了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动用高压水枪驱散人群。160名工人被捕。 在防暴警察的保护下，部分工厂在6月底复工了。但工资问题悬而未决，罢工接着又在首都达卡爆发了。工人们堵住了首都的主要道路，和警察再次激烈冲突。政府出面说，7月底之前将为工人加薪，要求他们保持耐心。到目前为止，加薪谈判还在进行，工人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对峙并没有取得最后的结果。 亚洲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显示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正发生变化。随着本地物价上升，工人对低工资的忍耐在减弱。在由政府引导或规划的经济体中，低工资是政府对前来投资的企业的承诺之一，但这种承诺不可能一成不变——正如孟加拉的情形，政府的强力压制往往导致罢工激烈化，变成政治运动。 中国工人以高效和驯服著称，多年来支撑着中国制造业，支撑着“比较优势”这一准官方的经济学说。导致间或发生罢工的原因可能有:欠薪、工资过低、不安全的生产环境或者不人道的管理方式。事实上，罢工往往是其中几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工人的诉求也是最简单的。绝大多数罢工事发偶然，目标是加薪或改善工作环境。“民主管理”这样的内容只会在国企(或经改制成为民营企业的前国企)里，才有可能成为罢工的目标。中国没有像欧洲和美国底特律那样势力庞大的工会(能够抗衡资方、游说国会、影响政府决策)，短期内也看不到这种工会产生的可能。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罢工极少——几乎从不——采取暴力或其他极端行为——除非这种极端行为是指向他们自己的。 2010年3月，一名富士康的员工丢失了一部苹果样机，在接受了时间不长的内部调查后，他选择跳楼自杀，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富士康的多米诺骨牌中，这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此后一系列自杀行为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还很难确定，但这名员工自杀的原因非常清楚。他既不是受困于心理问题，也和富士康员工的“原子化生存”无关，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受到了怀疑和调查，以及可能的不公正的对待。在富士康，对员工的调查只是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而不涉及司法程序，所以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公众无缘知晓。即使是连续发生多起跳楼事件后，深圳警方也没有公布这一起跳楼事件的相关资料。 和这一事件的调查云遮雾罩相比，后来的故事人所皆知。郭台铭两次宣布为富士康的员工加薪，第一次加薪幅度为30％，第二次又在第一次的基础上上涨了60％。 汽车制造业是这几年利润最丰厚的行业，最近受罢工的影响也最大。虽然罢工和罢工之间没有直接关联，但后发生的罢工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启发和鼓励。罢工发生后，大多数加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在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里，汽车制造商最急切的目标是恢复生产，他们心里也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加薪都是合理和不可避免的。 政府的态度在变化 不光是胡祖六这样的外资投行人士，也有经济学家因罢工而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 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最近在大陆出版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学术著作。作为“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一员，张教授在美国因为交易费用的研究获得高度声誉，70年代末，他回到老家香港，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最近20多年来，他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公众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者之一，以倡导企业的经营自由著称。在数量惊人的经济评论中，他始终反对一切可能干扰企业经营的行为——不管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还是工会。 他斥责工潮只是“搞事分子”获利的手段，工潮剥夺了本分工人的工作机会。其他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往往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干预经济事务，但张五常高度评价政府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并因此认为，权力集中对中国经济来说意义非凡。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设:政府为争取投资而进行的竞争，降低了企业经营的成本，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原因。张教授的理论给人一种印象:压制工会和罢工是政府的责任。的确，根据20年来的经验，大多数罢工都是因为政府的介入和压制而销声匿迹的。这是制造业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
根据黄亚生的研究，农民第一次成为工人，收入会明显增加，但此后增长率就低于GDP增幅，甚至停滞不前。20年来，中国GDP规模从世界第十一上升到世界第三，逼近世界第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23倍多。但和第一代民工的收入相比，第二代民工的工资水平没有明显增长。 新生代工人对工资的不满由来已久。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准备在城市而不是农村老家生活，城市生活的成本让他们的工资显得过低，而当地政府无意为他们提供户籍居民才有的公共服务。 经济学家谢国忠说，企业和政府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好准备；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董保华说，这是“升级版的员工碰上了初级版的政府”。 分配状况的恶化让中央政府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面对那些拉大收入差距的痼疾(户籍制度、行政垄断，以及民生开支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过低)，涉及到政府本身的改革，冲击已经形成坐大的垄断利益集团，即便中央政府有改革的意愿，也未必拿得出有效的手段。相比之下，员工发声迫使企业让步，直接提升工人的薪资，来得更快更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局面是中央政府所乐见的。 面对艰难的改革局面，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董保华认为，政府宁愿由企业来承受矛盾和反抗情绪。 而地方政府表现克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担心压制会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如果罢工的范围有限，而且工人的诉求明确集中在利益方面，即使是从维稳的角度看，也是“堵不如疏”。 为了减慢低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为了转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压力，甚至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经济目标(比如广东省实施的“腾笼换鸟”)，中央和地方政府将不得不更重视更包容工人对自身诉求的更多更直接的表达。 企业面临选择
多数西方财经媒体认为，富士康加薪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因为工人薪酬只占其产品成本的5％左右。但这足够让胡祖六“忧虑”了。 尽管富士康随后在河南、山东和湖北都启动了新的工厂，郭台铭也表示，富士康将通过向中西部转移寻求较低的人力成本，而不是离开中国，都没能减轻胡祖六的忧虑。胡对《财经》记者说，一旦改变了用红地毯迎接外资的做法，外企还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将产业重点放到中国，“将不可定论”。 “红地毯”这种措辞和胡祖六的担心可能过于夸张了。但自从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生效以来，的确不止一家外资公司的总部请董保华分析这个课题:中国政府是不是准备支持劳工运动？ 增加劳动力成本和管理难题并不是企业必须面对的唯一问题。他们担心政府会不会把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责任都放到企业身上。 发改委主持的《收入分配意见》和社会保障部主持的《工资条例》，似乎都表明了这种意图。各地政府也纷纷上调了本地最低工资，但幅度不一。江苏上调了12％，上海上调15％，位于风暴中心的广东上调了21％。按照广东的速度，董保华说，当地的最低工资将在3年内翻一番。 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税收和政策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条原则是对胡锦涛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分配问题的讲话的总结。 落实到具体政策，提低表现为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调高包括对高收入人群适用更严格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对垄断国企的员工限薪。扩中是政策的终极目标，但目前并没有实施细则规定。从目前的趋势来看，董保华认为，政府倾向于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将改变企业单方面制定工资的做法，员工参与制定工资，而政府将指导工资的水平和上涨幅度。目前各地政府每年发布工资指导价，视企业经营状况提出不同的加薪建议，一般幅度为:盈利状况好的企业每年加薪21％，中等的企业每年上涨14％，盈利状况一般的企业每年上涨7％。 工资指导价目前对企业制定的工资水平并无约束力。但一旦大规模启动工资集体协商，政府指导价就可能成为职工协商或工潮的依据。换句话说，政府将有能力对企业的工资水平实施更深入的干预。 罢工与政府指导价本身都没有问题，但两者的结合可能改变中国改革的方向。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自由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其基本理论认为，工资应该由市场形成。通过司法裁决，罢工权可以与自由企业并存，成为市场机制的一部分，但政府指导工资很难与市场结合。 董保华说，真正引起担忧的是:政府在二次分配和消除歧视方面行动不力，却获得干预企业经营的权力。 董保华说，中国需要的不仅是加薪。对基尼系数贡献最大的城乡二元体制和行业垄断，必须通过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普及民权、限制政府权力，才能消除。 他认为，政府和企业需要各自面对各自的问题。罢工是改善初次分配的一种方式，但不能把缩小收入差距的全部责任压在企业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