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永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编者按）富士康加薪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加薪潮涌。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时代正在逐渐成为历史。但这并不会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终结，相反，经过这次冲击的选择，“中国制造”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先后上调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20%。最低工资的大幅提升，让那些依靠“低工资、低成本、薄利润”运营的制造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不少企业需要对现行工资进行较大幅度提升，以达到标准的要求，这就严重挤压了它们本已微薄的利润，一些企业甚至面临着亏损、倒闭的危险。 更令企业担心的是，本次“最低工资”调整仅仅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序曲，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正在终结。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即使“最低工资”不进行调整，企业要想继续用低廉的工资雇佣到员工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劳动者维权意识的觉醒，也将推动用工成本的大幅上升。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不少学者和企业管理者认为这会带来“中国制造”的终结。事实上，用工成本的上涨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契机。 空间转移：把工厂搬到内陆 由于沿海一些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不断提升，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压力也较大。与此相反，内陆欠发达地区的生活成本则相对较低，且劳动力资源相当丰富，因此，在相对长的一段时期内还能够维持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 过去，由于受到交通不便的困扰，加之政策优惠的劣势，这些内陆地区直接招商引资的难度较大。但是近年来，随着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进行，内陆部分地区的交通运输已经大为改善。而且由于内陆地区迫切渴望经济发展，因而会对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相当优惠的条件，在政策方面已经优于沿海地区。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出口的压力逐渐增大，内需市场的争夺必将成为下一轮企业竞争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内陆地区就拥有了比沿海更好的设厂条件。综合以上各点考虑，在交通较为便利、基础设施较好、政策较为宽松的内陆地区设立厂区，可以成为制造业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可行选择。 江西南部的赣州，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向来是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劳动输出地，每年约输出劳动力200万。但同时该地的生活成本还不到珠三角地区的一半，因此即使是低于珠三角地区最低标准的工资水平，在赣州依然是十分有竞争力的。但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和缺乏政策优惠，赣州对投资的吸引力较低，只能尴尬地扮演劳动力输出地的角色。 近年来，赣州的交通已获得很大改进，全市的高速路已达1000公里，赣州到南昌、深圳、厦门的高速铁路也正在筹划中。在高铁建成后，赣州将和这些城市形成两小时的交通圈。这将使得曾经封闭的赣州变得豁然开朗，产品向外运输的成本也大大降低。此时，赣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就可以有效地凸显出来。加之新一届政府班子对于直接投资的优厚扶持政策，赣州正在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制造加工企业设厂的理想地点。 事实上，已经有一批知名企业看到了赣州的机会，开始在此设立厂房。今年5月底，世界500强之一的伟创力公司正式宣布将在赣州建立电源生产和服务设施。而此前，伟创力在国内建立的25个厂区都在深圳、珠海、上海等沿海地区。赣州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将为伟创力赢得极大的低价优势，而抢在同行之前的到来又将为其博得不少政策上的特殊优待。 技术转换：借机更新设备 在推动企业空间布局变化的同时，技术的转换也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具备厂址迁移条件的企业（比如对本地政府资源依赖较多的民营企业），积极推进节省劳动力的设备的使用，将是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重要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很多制造业企业不愿意利用效率更高，但资本密集型程度较高的技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让企业获利的同时，也阻碍了企业技术更新。因此，在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抓住时机，完成设备更新和技术转换，并非只是权益之计，而应该被看作是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所做出的战略准备。哪家企业转得早、转得快，就可能在接下来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机会。 浙江湖州是传统的纺织业重镇。但多年来湖州的纺织业企业普遍使用的却是老式加捻车。与新式的倍捻车想比，加捻车使用的人工、材料都较多，且单位时间内的产出也较少。虽然设备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湖州纺织业企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倍捻车的购置成本要比加捻车高得多（购置1台倍捻车需要13万元左右，而购置1台加捻车只需1万元左右），而且过去的劳动力成本过于低廉（2007年以前，湖州纺织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仅为2.5元），因此很多企业都不愿意放弃陈旧的加捻车而使用倍捻车。 近年来，湖州的纺织业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一路飙升到了4元以上，较2007年涨幅达60%以上。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企业开始认识到设备更新的必要性，率先淘汰了加捻车，转而使用倍捻车。这种转换，不仅使得这些企业规避了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的影响，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在和同行的竞争中赢得了先机。而那些固守旧技术的企业则陷入了工资上涨导致的困境，错失市场机会。 利润区转变：向研发和销售要利润 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产业链中端的加工制造环节。但从整条产业链来看，这一环节的利润率水平是最低的，平均仅为5%。而位于产业链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销售环节，利润率则要高得多。这就是著名的“微笑曲线”。 无论是空间上的转移，还是设备上的转换，虽然都可以成功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对企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其本质都是在制造环节内部兜圈子，不可能让中国制造业企业走上高利润之路。因此，那些谋求获得高利润、获得世界市场领导地位的企业，应当率先将目光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向研发要效益，向销售要效益。 广东是我国玩具的重要加工制造产地。然而在本轮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过程中，我国的玩具加工企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据统计，工资的上涨导致广东玩具企业的成本上涨了8%左右。能否将这8%的增加成本分摊到价格中去呢？答案是不能！由于玩具制造的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一旦提高出厂价，客户订单就会被越南、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加工企业抢走。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的玩具加工企业就只能尽可能压缩成本，来“挤”出利润。这种“挤”利润的方法有效吗？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是有效的，一些玩具企业通过转移生产地点、升级设备，硬是在艰难的条件下挤出了利润。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企业的行为尽管有效，但未必最优。事实上，从利润的分割来看，制造阶段获得的利润本来就少，因此无论怎么挤，也增加不了什么利润。但换一个角度想，既然制造环节增加不了利润，为什么不试着向设计、营销环节要利润呢？ 美国著名的芭比娃娃的真实出生地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广东是芭比娃娃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地，而美国只是负责产前设计和产后营销。但是从利润分成上来看，在美国售价为10美元的芭比娃娃，在中国的出厂价仅为1美元。即使按照10%的制造利润率计算，通过生产一个芭比娃娃，中国的企业获利也不超过0.1美元。而美国的玩具企业，通过控制研发和销售，则能轻易地从每个芭比娃娃获取近9美元利润。目前，中国企业争取利润的努力都主要集中那个0.1美元上，而对于9美元的部分则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不明智的。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有某家企业，率先从集中于加工制造转向研发和销售，就能创造出远远超过同行的利润水平。 也许，有的企业管理者会说，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哪里有资金来花在研发、营销上啊？确实，用有限的资金来投入研发、营销，对于一些制造业企业来说是困难和痛苦的，但是完成利润区的转换却是企业必须经历的阵痛。熬过去的企业，等待它们的是美好的明天，而熬不过去的企业则将沦为牺牲品。这就是残酷的进化、残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