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口述/邬奕君 整理/《商界》记者 陶 昆 一个曾被他遗忘的喇叭拯救了他的工厂，又将他卷进了舆论的洪流。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10年6月15号——端午节的前一天，第一个记者采访了我。因为端午节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家里人说：“知道不？昨天有记者采访我了，我们生产的那个喇叭——就是央视上面说‘很吵’的那个，原来还有个学名叫‘呜呜祖拉’。” 当时我是挺兴奋的，央视都认可了，起码也算是“国家级”的承认吧？但是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对我生活和生意的影响会这么大。 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有人说我是呜呜祖拉的“中国父亲”，这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 尽管如今的吉盈塑料制品厂在一片民房之中毫不起眼，但其实我已经有了近10年的办厂经验。更早之前，我自己也在塑料厂打过工，还在19岁时被机器夹断了左手，至今仍受影响。 2001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积累，我总算开起了自己的塑料制品厂。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在国内，我是第一个做高尔夫球、海洋球的人，这些事虽然不大，但我的确挺自豪的。 我记得，也是在2001年，中国队第一次杀进了世界杯决赛，全国人民都成了球迷。我自己本来也是意大利球迷，所以，我决定开始做球迷喇叭。然而，当时球迷喇叭的主流是“横喇叭”、“酒瓶喇叭”和有三个喇叭口的“三音喇叭”，如果只做这些，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前途，也很难做得过别人——我应该做一种新产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幅外国漫画中得到了灵感。漫画里，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黑人拿着一个长长的喇叭。那种喇叭好像是竹子做的（实为羚羊角制成。——编者注），1米来长，当地人用来赶狒狒的。看到它的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做的新喇叭。 我和工人们依葫芦画瓢，几天就做出了模具和样品。我们把它送到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又拍成照片挂到阿里巴巴网站上。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喇叭该叫什么，反正它比别的喇叭长，就叫它“长喇叭”了。 2002年世界杯，“长喇叭”一个也没卖出去。毕竟产品刚刚出来，在日本韩国办的世界杯可能也不喜欢非洲风格的喇叭。但我觉得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是个机会——西方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尤其是神秘的“非洲文化”之类的东西。 但现实又让我失望了。德国世界杯，“长喇叭”还是一个也没卖出去。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做了几年球迷喇叭，也有些老客户了。但他们宁愿订20万个普通的三音喇叭，却对我的“长喇叭”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真的让我几乎失去了信心，我都不敢再奢望“长喇叭”能一炮打响了。现在想起来，当你非常气馁的时候，哪怕前面有很好的机会，你也很难看得到。 危机中，我靠它翻身 2008年，一个以前听都没有听到过的词“金融危机”突然流行起来。我们这边很多小工厂都是这样：靠国外的订单过活，单件产品利润都不高，只能走量。之前，国外来的订单很多，我的日子还算滋润，工厂也是蒸蒸日上，我还加盖了4000平方米的厂房。所以，当我刚听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没有太在意。 当时的感觉是：新闻上说得热闹，但生意也没怎么样，欧洲、非洲的买家还在下订单，工厂出产的塑料玩具这段时间依然畅销——直到这些订单的欠款积累到了近千万元人民币。 就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一样：一家欧洲采购商突然破产了！由于海外买家一直信誉都很好，更是为了和国内的竞争对手竞争，我们厂一直不需要订金和预付款。买家一旦破产，我就将血本无归！更糟糕的是，破产的买家还一家接一家的，没破产的也下不起什么订单了。最后一算，大概有800万元人民币的货款都收不回来，我的资金链一下子就断了。
当时，我还欠着银行400万元贷款，还有供货商的货款——这些都拖不起。最后，我这些年的心血——厂房、设备，全让法院拍卖还债了。 我真能感觉到心在流血，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可我还得生活、还得吃饭呀，不做生意，我又能做什么呢？“你以前不也什么都没有吗？”家人的劝解也让我的心宽了些，没有了厂房设备，我就从头再来吧！于是，我把生产都搬回了家里——就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种家庭作坊的样子。 说实话，要是没能坚持下来，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会成什么样子——反正肯定不会被这次南非世界杯的机会“砸”中了。不过，当时我也没想起来“长喇叭”的发源地就是南非——我甚至都没多想新一届的世界杯，只是一心一意想重新把工厂做起来。 2009年7月份的时候，“长喇叭”有了第一笔订单。一个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的黑人来到工厂，说要采购1000个“样品”。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过来的，或许是通过义乌小商品市场，也有可能是通过阿里巴巴网站，总之，3块钱一个的“长喇叭”，这笔订单也就值3000块钱。 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兆，但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出来。直到2010年大年初二，突然有一个比利时贸易商下了150万个的订单。我的妈呀！150万个，就算天天通宵加班我也做不出来啊！最后，我只接了80万个，但我意识到，“长喇叭”怕是要火了。 80万个的订单我做了整整2个月，随后就订单不断。到2010年4月底，我算是从金融危机中翻身了。这些喇叭从宁波海运到南非要三十多天，我当时觉得，这波季节性的生意算是到头了。不过，没什么可遗憾的，有多少厂死在金融危机中了啊？我还能凭“长喇叭”翻身，是不是说明老天还挺照顾我的？ 我是名人吗？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呜呜祖拉带给我的好运远没有到头。 大概首先应该感谢中国足球，由于中国队去不了南非，中国球迷和媒体的注意力就落在了赛场之外的中国元素上。新闻上总在说中国赞助商、世界杯用球“普天同庆”，当然还有我生产的吵得全世界不得安宁的呜呜祖拉。 6月15日，《都市快报》第一次采访了我，随后，《每日经济新闻》、《每日商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来了。报纸上各种报道都有，有时候，我看上去就是一个只在产业链末端分到最少利润的中国商人；在另外一些地方，我又是一个精明干练的老板；还有人说我是“呜呜祖拉商业化之父”，这个名头太大了，我只是在中国第一个做罢了…… 不过，别人怎么说我，我倒并不太介意，我还是我嘛。而且，只要能带来订单，不管当一个“在利润上吃了亏的中国制造商”还是“商业眼光独到的精明老板”，我都很乐意。 当“名人”当然有些好处。自从媒体大量报道过之后，我这部超长待机2个星期的手机每天都要因为没电而关机——都是媒体记者和寻求合作的商家。现在，通过南非世界杯的影响，呜呜祖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打响了名头，许多国内商家更是闻讯而来，希望向我订货。 媒体的关心还给了我不少新的机会。7月初的时候，凤凰卫视就邀请我去北京参加了一档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电视节目。和那些专家学者在一起，我感觉自己也长了不少见识。起码，人民币汇率一类的问题我感觉自己懂得比以前多得多了。 不过，从自己的角度讲，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明星。我们还是这样一个小厂，我也还是这样一个普通人。但我也很愿意沾沾媒体的光，我现在正在找人帮忙做一个网站，希望能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编 辑 蓝唐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