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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宣布，他于7月1日再次向5家慈善机构捐赠股票，依当时市值计算，相当于19.3亿美元。完成本年度捐赠以后，巴菲特依然拥有相当于其流通股总数23.3%的哈撒韦公司股票，市值大约439亿美元。 26岁的沃伦·巴菲特成立这家小公司时，一共拥有7位股东（包括他的岳父、姐姐和姐夫，以及他的同学和他的同学的家人），资金10万美元，现如今巴菲特通过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稳居全球富豪榜的前列。巴菲特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正常社会的正义在于，它必须能够改进穷人的处境，并让穷人有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如果穷人不能通过正当的竞争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乃至“公平”。 而这恰恰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贫富两极分化，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不平衡，使得“富二代”和“官二代”，以及“收入分配改革”，成为当前的热点话题。 但是且慢，“收入分配”真要“改革”了吗？对此，仍有太多的人心存疑虑。 曾有学者给眼下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一盆冷水”——他说：目前还找不到数据能够得出某种“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之中。此议一出，舆论大哗。 以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而论，我们无须讳言，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对强势垄断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在政府主导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式经营过程中，已经认可了“发展”模式之下的“寻租”体系，一个全国性的、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颇具“梯度”的贫富差异由此形成。所谓“靠近权利，收入则高，高了还能再高，直到九天之上；远离权利，收入则低，低了还能再低，直到九地之下”。
众所周知，社会分配并非只有物质所得。就仅以物质所得而言，至少也应包括资本所得、资源效率所得以及生产资料所得等三个剩余部分。而在我国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所不在的政府调控，始终将政府税赋收入维持在越来越高的占比及增率之下（当前个别行业的高利润无一不是源于该行业的垄断利润，或政府的权力转移），根据历年国民经济核算统计，在1990年代以前，我国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7年已降至39.7%。 现在我们回归问题的本原：什么是财产？谈收入改革，应当引入“新财产”的概念，不能是仅仅涉及教科书上那些旧的财产概念。如果不解构财产的来源，仅仅在口头上提倡对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个别结构进行改革，肯定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真问题。 在农业社会，财产必须是有形体的，可见的，可测的； 在商业社会，财产必须是有稳定价格，并且可以用于交换其他财产的，无论有形或者无形； 在资本社会，财产必须得到政府的特许，受到法律的保护，由于大量的政府产品流入商品市场，财产彻底无形化了； 在眼下，全球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就业、言论自由、养老金、原始股权、政府特许牌照，成为新的有形的财产；在此阶段，新财产（new property，弗里德曼定义）出现了，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利成为财产。 权利，是分配资源的主要工具，但它却是体制的产品。所以，无论其合理或不合理，其后必定需要暴烈的力量，给予其有力的保障。当然，有形的财产，更易被公众所认知，值得重视的是那些“不动声色”但却始终存在的“权利之手”，比如汇率与利率，比如繁荣过后的滞胀。不限制这只手，你又何能解决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 是的！权利成为一种财产，才是人类社会无法达到共富的主要障碍，或者换句话说：权利面前，任何没有防卫手段的财产，包括不动产，已不再是财产。 因此，权利分配的不合理，是形成国民收入两极分化的肯——“一个社会如果财富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稳定的。”（《温家宝总理日前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专访》） 事实上，共富，只是一个相当遥远的改革目标。改革，就是重建新的权利关系，改革所创造出的财产，皆为新财产，其本质是权利分配（而不是收入分配）。收入两极分化，其实是因为人们手中的权利分化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天赋之权有多少是人们平等所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