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久霖虽然有过错，但他更可能是国有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制度转型的牺牲品，是特定情境导致了陈久霖曾经历的“灭顶之灾” 中远（集团）总公司外事公关室经理 荆天 陈久霖，一个被记入历史屈辱册的名字，以至于名字的主人，如今已改称“陈九霖”。 但事情发生在5年前，尚未尘封，还是以那时的名字来议事吧！ 近年来，很多商学院的教科书和财经杂志都频繁引用中航油（CAO，SGX）的案例，以“陈久霖落入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陷阱”为题材，反复报道或描述这个反面教材。 然而，笔者通过对案例各方面资料的整理，逆向分析后收获的感受是：陈久霖虽有过错，但他更可能是国有企业境外上市过程中制度转型的牺牲品，是特定情境导致了陈久霖曾经历的“灭顶之灾”。历史迟早将给陈久霖更为公正的评判。 还是从当时舆论争议的几个焦点谈起吧。 一，陈久霖有能还是无能？ 众所周知，成立于1993年的中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最初资产不过几十万美元，且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陈久霖1997年7月上任CEO之时，公司只有两个人，无市场、无经验、无资源，启动资金只有38.4万新元（新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约为1∶5），说陈久霖受命于危难之际也不为过。他上任伊始便进行大胆开拓，说服母公司实现了公司的业务转型。短短几年，公司从单一的航油运输业务，发展成为以石油投资为龙头、国际石油贸易为增长点和进口航油采购为后盾的“三足鼎立”局面，并于2001年12月正式在新交所挂牌上市。截至2003年上半年，公司总资产2.53亿美元，净资产1.16亿美元，比陈接手时大增690倍；市值65亿人民币，是上市时的4倍，为国有资产实现了大幅增值。 这也是陈久霖的鼎盛时期，其时，中航油及他本人在国内外赢得诸多殊荣，事迹被广泛报道，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入“亚洲经济新领袖”。国资委当时对他的评价是，“中航油已成为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经营的一个成功典范”。 客观地讲，陈久霖在当时中航油业务转型和上市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发挥了强大的领导力，不应该因为后面发生的危机而抹杀陈久霖作为一名国企领导人的业绩。 同时，上级对于陈的赞许一方面是务实的，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的树典型、树标杆的“政绩观”体现，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陈久霖个人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但也助长了他的自满情绪，为其在公司后来发展中个人影响超越公司治理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二，中航油（新加坡）有没有公司治理结构？ 中航油（新加坡）在上市之初就按照新加坡的管制要求设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下设风险监管委员会，由陈久霖任命，具体监督公司对风险管理指导方针的日常遵守情况，庄玉莲为风险委员会主席。 2001年，陈久霖在看到衍生石油交易量上升时，还特地委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一份《风险管理手册》，对衍生石油交易的交易量进行限制。 中航油（新加坡）悲剧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没有公司治理结构，而是在危机到来时，这个风险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2004年5月至9月间三次挪盘的决策中，陈久霖曾多次要求公司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采取措施，对期权仓位进行止损。但当时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交易员不断向陈久霖强调实施挪盘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抱有希望，认为油价很快就会下跌。正是交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集体智慧”，说服了陈久霖一次又一次同意了他们的挪盘方案。当然，这其中，部分交易员在2003年底的衍生品交易量就超出了风险管理手册规定的50万桶的额度，陈久霖的对此的默认也是酿成后来大祸的原因之一。 由于陈久霖在公司和业界的强大影响力，他的个人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超出了公司治理的权威，这也就让这个本来应该奏效的治理结构和风控程序最终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应。 三，陈久霖是赌性十足的人吗？ 在2004年中航油（新加坡）和陈久霖本人“落难”后，很多人对陈嗤之以鼻，认为陈独断专行、唯我独尊、赌性十足。其实，冷静分析一下陈久霖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深陷泥潭的原因，就不难找到为陈辩解的理由。
中航油（新加坡）的石油衍生品是在高盛旗下的J. Arron公司的设计下进行交易的，而这期间，陈聘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和两名外籍交易员对油价走势的判断，成了最终发生巨亏的导火索。正是由于坚信油价不会继续上升，陈周围的人多次建议他将期权头寸进行挪盘操作，推迟保证金的交割，从而掩盖账务上的实际亏损，甚至拖延上市公司将重大亏损额向市场进行及时披露。 其时，陈久霖作为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国企领导人，并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衍生品上。陈虽有“急功近利”的嫌疑，但他并非不知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经营的法则，即使公司能够靠短期投机谋取利润，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资本市场对公司长期发展的认可，最多，其母公司可能继续给予更多的荣誉和光环，而陈本人并不缺少这样的光环。直到最后，陈才发现专业人员的建议被证明是错误的，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坚持斩仓的决断。应该说，投行、交易员的误导，才是这场赌局的真正始作俑者。 四，陈久霖是否有意做假账？ 据披露，2003年7月中航油（新加坡）获得一笔1.6亿美元的银团贷款，计划用于收购新加坡石油（SPC）等资产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但该贷款最终被用于支付投机性交易的追加保证金。2004年8月和9月，中航油（新加坡）向三井住友银行贷款1480万美元，用于支付债务，同时以上海浦东机场的一笔燃油交易所得为抵押，取得了三井住友2004年11月发出的1350万美元信托收据。三井认为，在这两笔交易中，中航油（新加坡）未向银行披露它已蒙受的巨额亏损情况，据此起诉中航油（新加坡）涉嫌欺骗。与此同时，中航油（新加坡）通过三次挪盘，致使损失扩大，但公司直至披露2004财年第三季度财报时，都未及时披露当时已达3.146亿新元的衍生品交易账面损失，而只是公告了1140万新元的税前利润。在2004年10月中航油（新加坡）的股权融资中，也未有任何人向机构投资者披露公司因卖空期权将面临上亿美元亏损的情况。 这种隐瞒财务状况的行为，为陈久霖后来不得不承担刑事责任埋下了祸根。但必须认识到，陈久霖之所以隐瞒财务状况的动机并非出于个人目的的驱使。其实，在2004年10月，中航油在将所有现金都用于垫付了保证金之后，还有8000万美元的保证金缺口需要填补。在陈久霖求助于上级机构时，中航油集团内部一直为继续救助与否举棋不定。面对越来越难以把握的局面，中航油集团管理层并未做出立即救助的决定，为了避免责任，集团管理层着手向主管机关请示。此一时，彼一时，主管机关认为，“不应对单个企业违规操作招致的风险进行无原则的救助，应由企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主管机关的表态无可厚非，同时主管机关还间接阻止了另一家国企试图“先出资后入股，救助中航油（新加坡）挺过难关”的“非常规”做法。最终，陈久霖这个曾被一路栽培的“优秀”干部，在关键时刻沦为“弃卒”，不得不面临身陷囹圄的“绝境”。 国有企业近年来快速崛起，纷纷依靠市场或政策优势发展其国内业务，并在海外上市，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投资人的认可。但国企在上市后面临着行政体制的管制干预和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之间的博弈，从某种程度上说，陈久霖先是这种博弈的受益者，而后成为了受害者。这既有陈久霖自身个性原因，也有体制弊病对他的“纵容”所导致的后果。陈久霖在行政体制和上市公司管治的博弈中生存，最终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 陈久霖惨痛的前车之鉴，成为其他国企的“后事之师”了吗？当如今“陈九霖”回归公众视野时，我们得以重新回顾“陈久霖”，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仍没有肯定答案。君不见，2008年中信泰富（0267，HK）在外汇衍生品上折戟沉沙，再度引起了人们对国有控股境外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的关注和思考。 但愿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制度创新之路上走得更稳更好，更好地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资源，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实现企业结构性调整，打造中国式的一流跨国公司。愿我们今后能更多地耳闻目睹如2002年前中航油“成功走出去”的精彩案例，而非陈久霖式悲剧的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