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主笔：张静
模仿者，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口中有着不同的褒贬含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模仿当作创新的一种特别形式。
中国互联网虽然技术创新能力稍弱，但商业创新能力较强，完全有可能在模仿创新或技术扩散的方式本身上，出现创新。国内互联网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过程，涌现了腾讯、淘宝这样的模仿英雄。
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一味模仿只能带来垄断、导致丧失机会和价值理念错位。人们开始担忧，互联网已经变成了模仿者的乐园，创新者的失乐园。而对于那些有着远大理想的国内IT企业来说，要想从模仿者跃升为伟大者，必须具备：模仿战略化、执行力，以及最重要的元素——创新的形象。
模仿者生
中国互联网完全有可能在模仿创新或技术扩散的方式本身上，出现创新。
文／姜奇平
模仿并不是互联网的专利。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模仿当作创新的一种特别形式。
中国古代与创新关系最密切的“信息产业”，主要是写诗。论诗来说，李白、杜甫称得上创新中的楚翘。然而，用今天的标准看，他们也是模仿者。
模仿谁呢？李、杜模仿的都是谢灵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名句。其中的谢公，就是谢灵运。
李诗如“秋日何苍然，际海俱澄鲜”，模仿的是谢诗“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杜诗“衾枕成芜没，池塘作弃捐”，模仿的是谢诗“衾枕昧节候……池塘生春草”。
然而，谢灵运本身就以模仿著称于古代创意产业。谢灵运《折杨柳行》“郁郁河边树，青青田野草”就是模仿之句。这类模仿诗，被称为“拟诗”，“拟诗”为六朝诗坛重要一体。
不过，对谢、李、杜这般做诗高手来说，模仿并非技穷，而是创新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模仿诗的共同特点是，模仿得比被模仿句，水平更高。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这里。
由此可见，模仿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模仿别人，能不能以我为主。
西方国家同样十分推崇模仿，而不像我们媒体带有目的的宣传那样，似乎只讲自主创新。除了美国十分强调自主创新外，包括日本、英国等主要发展国家，都以模仿为主，但他们不叫模仿，叫创新扩散，就是把别人自主创新的成果拿来用。
研究发现，日本在1970年至1993年间技术扩散对生产率的影响，大于直接研发投入的影响。“先进机器和设备在生产上的密集应用，对于促进日本经济的技术密集，要比研究投入的效果大得多。”英国也在1993年前后调整创新政策转向模仿，“将重点从支持技术发展本身，转向支持技术扩散”。
由此可见，模仿即使在日本、英国这样的一流发达国家中，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再看中国互联网中的模仿。
一种重要现象，是模仿者比被模仿对象更加高明。QQ可以说从ICQ模仿而来，如果把QQ比作杜诗，ICQ可比谢诗差得太远了。谢灵运好歹也是诗坛大家，“灵运体”的创始人；而ICQ算什么东西，不搞技术的人早不知道了。淘宝模仿eBay，但eBay在中国三拳两脚就被淘宝打趴下了。这一类模仿，应该说是一种好的模仿，是像谢、李、杜那样的模仿创新。
中国互联网虽然技术创新能力稍弱，但商业创新能力较强。一是推出了有别于美国的许多业务，如短信业务；二是做出了基础业务与增值业务分离的许多商业模式，如免费模式，有的还具有世界水平，如腾讯；三是做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创新，如阿里巴巴；四是探索出一条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竞争的模式。对比其它行业，许多外商进入的领域，民族企业都失败了，但在中国互联网领域，情况倒了过来。这些都不是简单模仿来的。
当然，也有许多模仿者，模仿得不怎么样，说得不好听，叫抄袭。就是别人怎么做，自己就照葫芦画瓢，根本不加以变通。举例来说，苹果封闭模式很符合美国高收入条件，但照搬到中国低收入人群，就可能不适用；戴尔直销在美国管用，但在中国却是联想分销体系更管用（至少是在当前更管用）。那些照搬别人模式，却不结合自己条件的，往往都成为失败者。
好的模仿与坏的模仿，界线在什么地方？用台湾学者吕正惠评杜诗的标准可以参考：“杜甫承袭了谢灵运这一特质，并加以发展，加以‘再创造’，从而使得这种文字工夫产生新的面目，并扩大使用到更广泛的内容上。”这里的评价指标包括：有没有发展，有没有再创造，有没有产生新的面目，有没有扩大用处。
不能把中国互联网企业对于跨国公司竞争的成功，简单归结为本地人更了解市场。与传统产业在模仿上进行横向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互联网业应是优等生。因为在商业领域，也有许多传统企业想模仿沃尔玛、肯德基，但学成并超过模仿对象的，几乎还没有看到。他们也像中国互联网人一样熟悉本地市场，但为什么最后鸡飞蛋打了呢？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中国互联网业在模仿中，普遍有重新制订游戏规则的本能举动，发展和再创造主要在这个方面；而传统产业更多是单纯拿来，外在地模仿。
再说对于扩散创新的强调。
人人都知道自主创新好，日本和英国不知道吗？不是。明明知道，却选择扩散创新，主要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结果，认为在一定阶段，扩散创新的实际效果更好。
中国互联网也是这样。虽然TCP/IP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网络技术的扩散应用，使中国网民发展到4.2亿，超过美国总人口；浏览器也不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但中国人跟随推出了UCWEB、安全浏览器等，实际效果也不错。
自主创新、原创、首创，这些都是将来要大力提倡的。但人们还有另外一样要比的东西：看哪个国家能把现在技术的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让它产生最大的效益。中国互联网恰恰在这个方面，走到了各国的前面。印度、印尼也是人口大国，但他们并没有将互联网技术发挥到中国这样的应用程度。
实际上，模仿和扩散，实际是知识融合和分享的过程。有可能成为有别于知识产权的另外一种生产方式，这就是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生产方式。以众包为例，它是共享式的知识生产方式，开放源代码就是它的成功实践。以开放源代码的原理进行技术扩散，就不仅仅是模仿了，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创造。自主创新如果理解为众包模式的创新，也可能从闭关修炼式的知识小生产，转化为相互模仿、相互学习、共同创新的网络智慧创新。
除了模仿，中国互联网必须有自己的自主创新。要加强互联网技术创新，特别是系统级、平台级的创新，例如在人工智能、位置服务等关系搜索引擎、移动互联网等重大市场机会的技术方面。在商业方面，要突破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改变中国社会资本稀缺造成的商业障碍。
模仿者乐园
山寨、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急功近利的心态，高昂的原创成本、不充分的竞争环境……多重因素构成了当今互联网企业创业的真实环境。互联网是否变成了模仿者的乐园，创新者的失乐园？
本刊记者 刘佳
“你的项目属于‘本土式’的创新，这种商业模式早在2000年已经就有不少人做过了。”看着眼前的融资计划书，朱啸虎的眉头微微皱紧。在他看来，不少国内的互联网创业者所谓的“创新”，并没有带来太多令人兴奋的实质性变化。
这一幕发生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人脉库”创始人朱义禄带着他的创业项目见到了美国硅谷的老牌风险投资基金金沙江投资合伙人朱啸虎。面对质疑，朱义禄解释：“事实上我们做的有所不同，这既是一个人脉搜索引擎，又是一个基于中小企业用户的商务社交的平台。相比阿里的人脉通、若邻而言，我们更加细分、专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