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司治理中发挥政治优势并不是一个外加于企业的问题。通过“修正其所以有”，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治理模式的应有功能。 文/张华强 有美国咨询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商业领导人的压力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大陆经理人中有76%感觉紧张有压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当属“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在寻求扩张、保持管理本色、选择治理模式上莫不如此。而公司治理模式的“所以有”，不仅是指传统文化的神韵，更是指我国企业中特有的政治优势。 政治优势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的“所以有” “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出自《荀子12539;富国篇第十》，有学者认为这句话是荀子在齐国稷下学宫论战时所说，针对邦国理财，意在劝导人君重视对已拥有财富的珍惜，不能总是图谋占领他人财富，否则会“在国国危，在人人危”。中国商业领导人压力感的居高不下，与此不无关系。当然，现代企业经营并非一定是“常欲人之有”，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不好修正其所以有”的问题是存在的，在公司治理中也是一样。公司治理无疑是要帮助商业领导人排解内忧外患，如果只把国外的治理模式拿来坐享其成，忽视了自己的“所以有”，那么，资金流动、败德行为、激励失效等“内忧外患”只能集于一身。商业领导人的积劳成疾、自杀案件频现，足以引起我们对公司治理状况的警醒。 其实，任何治理模式都有其“所以有”。比如，德日治理模式被称为是银行控制主导型，其“所以有”是银行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 ；英美的公司治理模式中没有监事会，其“所以有”是社会监督的相对成熟，遵循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政治框架。我国企业的“所以有”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政治优势可以表现为四种力：“核心力”(党组织的坚强核心领导)、“思想力”(优良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政治合力”(将各地区各部门的力量凝聚起来)和“向心力”(认同感与自豪感)等。 治理模式与“所以有”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说在公司治理的具体形式即“流”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组合，那么在“源”上往往是既定的，“所以有”的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例如，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我们可以用新三会代替老三会，或者同时发挥好新三会与老三会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应当肯定，政治优势不能丢，而应当在选定的治理模式中充分表现出在先的政治优势来，至少在国有或者国有参股企业中是如此。即使在典型的民企中，也不能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中另搞一套，应当认识到政治优势与股权权重的一致性，将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以政治优势增强竞争优势。 “所以有”的价值贵于在实践中不断修正
荀子所谓“修正其所以有”，“所以有”与“修正”是形影相随的。当我们承认公司治理应当坚持政治优势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如何“修正”的课题往往也就摆在了我们面前，即修正药业董事长修涞贵所坚持的“修正”课题。与修涞贵 “修正力”源自中医智慧和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公司治理的“修正其所以有”重在发挥现实政治优势的作用。 政治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这种创造性的发挥就是“修正”，比如政治优势中的“核心力”在公司治理中就会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性。目前常由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那么董事长能否抓好党组织建设，就成了发挥政治优势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修正其所以有”的前提是要遵循“其所以有”。修正不是背叛，“修”是为了“正”，目的是去掉不符合新情况的部分，让“所以有”在实践中产生更强的指导意义，即产生“修正力”。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也在不断地修正其“所以有”中强化外部监督作用，例如，在2001年，美国公司的财务丑闻频频曝光，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公司改革法》；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动用行政权限制华尔街的高薪，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集团的指控等。标榜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个也没有缺席。我们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政治优势也应当一样，只有通过不断地“修正其所以有”，才能反过来对实践产生更有针对性的“修正力”。 在“修正其所以有”中坚持治理机制创新 如果说中国商业领导人在竞争中所承受的压力需要一种机制分担，那么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政治优势就不是一个外加于企业的问题。通过“修正其所以有”，将政治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治理模式的应有功能。按照现行《公司法》的规定，对“新三会”和“老三会”进行成功的嫁接，是在公司治理中“修正其所以有”的一条重要途径。这需要从思想观念的修正做起。 首先，企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兼顾股权优势和政治优势。西方的公司治理模式坚持“股东至上”，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促使管理者反思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与传统公司目标定位不同的治理命题——企业社会责任应运而生，导致新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兴起。这显然不是商业领导人的良心发现，而是为了使企业有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客观上会带来企业内部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一套结构与制度安排。被日本商界称为“经营之圣”的京瓷灵魂人物稻盛先生表示，他就不听那些“资本家”的论调。他认为，公司治理除了“按照‘得’、‘失’来进行判断，还要按照‘善’、‘恶’来进行判断”。他所谓的“以德而治”，在我国，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要发挥政治优势。 其次，公司治理的制度建设需要用政治优势克服博弈惯性。有人习惯于把公司治理当作一套完整的制度，以为只要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将制度建立健全，就能避免经理人员的败德行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实践比制度条文复杂得多，无论制度设计如何周密，总有难以明确的空间。制度难以明确的空间就需要发挥政治优势，以便扬长避短。华为任正非认为，企业“清晰的方向来自灰度”，灰度就是制度没有明确的空间，清晰的方向就是政治优势，表现为企业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建设等。共同保持方向的清晰，就有助于防止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用制度的空子博弈不止。 再次，在发挥专业人才作用的同时必须强调政治视角。在市场的人才竞争中，企业重视高端专业人才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并非一定要坚持专家治企。美国公共管理大师卢瑟8226;古立克在研究专家治国时发现，在越来越小的领域中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专家，往往会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同时也会把那个狭小领域当作整个世界。这就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比如认为把钱花在别的地方就是“纯粹的浪费”。在公司治理中也是一样，聘请专家担任独立董事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公司治理不能放弃群众路线和大局意识，后者都属于政治优势的范畴。 此外应当明确，在公司治理中“修正其所以有”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的过程。需要通过“修正其所以有”的制度创新，使治理机制保持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监督能力，以便为企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组织、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