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发展规律 企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遵循规律是企业

科学发展的第一要则

实现科学发展是人类拯救自己、发展自己的基本命题。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也在不断地把社会推向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和文明。因而,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任重道远。企业能否担此重任,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能否按企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不断改革、创新发展、做大做强。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概莫例外。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驾驭自然,必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发现规律、认识规律、顺应规律,方能事有所成。否则,不仅于事无补,还要遭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与报复。正反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规律既是客观的也是现实的,我们只能认识它、运用它,绝不能创造它。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规律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取得的,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改革实践证明,企业改革只有遵循企业规律,坚持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和新机制,才能具备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坚实基础,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企业发展的四个规律

溯本追源,从18世纪中叶世界上第一个以水为动力、以使用机器为标志的近代工厂在英国诞生算起,企业已走过了两个半世纪的历程。250年的企业发展史,实际上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无论是资本的积累与筹集,还是组织形式,亦或是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市场运营等诸多方面,都在变革中渐趋科学合理,日臻成熟完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开始被人们所认识、所把握。通过对企业发展中演变过程的方方面面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和理论上的升华,我们已可以抽象出企业发展的四个规律:资本社会化的规律、组织形式股份化的规律、管理人员专家化的规律和市场国际化的规律。而且,这四个规律,已经为当今企业发展的实践所充分印证。

资本社会化的规律: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运行机制的要求,企业创业资本及扩张资本的筹集,已经从当初依靠单个资本的积累,演变为社会筹集。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融资行为的社会化已经越来越普遍,这在大企业、大工程、大项目方面表现最为明显。正如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所言:“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无疑就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且资本社会化的发展使人们的资产愈来愈多地体现为证券化。

组织形式股份化的规律:这是与资本社会化紧密相关的一个规律。企业从社会上融资,必须在组织形式上体现出投资者的权益。如何体现?这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体现投资与权益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即以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来实现投资者在企业中参与决策和分红的权与利。股份制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由于在企业运营机制上表现出其他组织形式所不具有的优越性,已成为现代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并在其基础上建立起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管理人员专家化的规律:这是由资本社会化规律和组织形式股份化所派生出的一个规律。现代企业与过去的企业相比,不仅在筹资方式上和组织结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而且生产经营管理的理念、方式、方法也与小商品经济和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大不相同,对企业的战略决策、生产技术、经营方略、管理技巧、资本运营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一般投资者在素质上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需要懂生产、懂技术、懂经营、懂金融、懂法律、会管理且视野开阔的专家型人才来打理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管理人员专家化的特征日益显现。目前盛行世界的MBA教育,就是适应管理人员专家化规律,专门培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是客观存在。

市场国际化的规律:企业因市场而生存。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以市场为舞台,在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发展,适应市场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创新。同时,市场作为企业重要的生存发展环境,也因企业而发达、而精彩。企业活动在受市场所左右的同时,也不断地以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而创造市场、丰富市场。正是有了企业的发展,市场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随着现代交通业、现代物流业、现代金融业和信息业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活动全球化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在这种大背景下,企业从资源的配置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所面对的市场已从昔日封闭的地方性市场或国内市场演变为开放性的国际化大市场,面对的是来自无疆域的全球性的激烈竞争,其发展无不需要从全球的视野作出决策。于是,企业变成国际化的企业,市场变成国际化的市场,跨国经营的步伐势不可挡。

在企业发展规律强大且不可抗拒的作用下,资本的社会化已经跨越了国界,组织形式的股份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经营管理人员来源已经全球化,跨国公司纵横驰骋国际市场,不仅在国际经济舞台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也演绎出越来越多的故事。

“摸着石头过河”——

认识企业规律的重要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我国的经济体制乃至企业体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之一是大锅饭的分配方式,严重地制约了企业积极性和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在国家、企业(严格地讲是不能称为企业的,其性质是政府工厂)和职工三个积极性中,除国家外的处于微观层面的两个积极性都不能有效地调动起来,企业缺乏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效率长期低下,活力严重不足,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国家处于“穷社会主义”的窘境之中。归结起来,其根本原因是背离了企业发展规律。

我国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推进处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地位的企业改革,就是要遵循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其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打破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形成竞争发展的经济运行格局;二是改革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上层建筑——转变政府职能,为竞争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国有企业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利润留成制、厂长基金制、一步利改税、二步利改税、税利分流和承包制,其核心是“放权让利”。

“放权让利”的内涵是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的工厂,企业的“权”不是产生于企业本身,而是政府“下放”来的;利润不是企业创造的,而是政府“让给”的。政府“放”多少权企业就有多少权,政府“让”多少利企业就有多少利。这种“放权让利”式的改革,虽然企业发展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国有企业创新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仍然不足,经济效果也不明显,但改革的探索意义却十分重大。正是有了如上六种改革探索,才使我们对“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局限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企业改革迫切需要从“放权让利”的徘徊中跳出来。在当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蒋一苇的企业本位论在理论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对深化企业改革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企业改革从摈弃“放权让利”提升到“还权创利”,从“摸着石头过河”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作出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

“还权创利”的核心是政府还政府工厂以企业性质,彻底实现“政企分开和权责明确”,使企业从政府怀抱走向市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真正负起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主积累、自主发展的责任。就是说,政府把企业应有的权力还给国有企业。那么,搞活企业、创造利润就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决定》的通过,吹响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号角,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

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是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开始转向“还权创利”的10多年,也是按规律要求走上改革正途的10多年,因而是在转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10多年。在1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十五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同时,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 于是,实施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攻坚战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要实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两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紧接着国家就出台了《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大面积退出。多年来,制度创新的本质是不断探索如何按企业发展规律改革国有企业。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中,理论争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前提对国企改革方向进行了论证:有的偏重讨论如何明晰产权,有的偏重竞争机制的建立,有的偏重于分配激励,有的偏重制度建设,有的偏重外部环境等等。注重关注产权是因为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的产权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重视竞争机制的建立,是因为解决了产权问题,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事实上,非国有企业的产权应该说是最清晰的,机制也很灵活,但国内外大小私人企业破产、倒闭、效率不高的也比比皆是。可以说,因企业性质不同,影响效率的因素极不一致。但企业的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性,无论何种性质的企业都不应在规律之外运行。这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国有企业如果能够真正地、全面地按企业的发展规律进行改革,就能解决产权虚而不实、政企分而不开、权责含混不清的问题,其核心竞争力不足和总体效率偏低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创利”的能力就一定能够充分释放。一句话:只要按规律办事,国有企业并不比其他性质的企业差,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发展更快。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是企业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追求效率: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交易成本的最小以及收益的最大。无论是资源的配置,还是市场中的交易,实际上都是权利方面的变化。正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这样那样的权利的变化,达到成本的最小和收益的最大化。在我国,从宏观层面上讲之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从微观层面上讲之所以效率较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供给,不仅经济疲软有制度供给方面的原因,经济过热也有制度供给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讲就是,由于企业产权的不清晰,企业还不是真正市场经济体制意义下的现代企业,导致可以不负责任地乱上项目、乱铺摊子,以迎合政府官员追求规模、增加GDP的“政绩”要求。而政府则可以用非市场的手段,以父爱主义对国有企业实行减免税、税收返还、债转股等措施实施变相保护,把稀缺资源投入到效率不高的企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政府的“父爱式”保护虽然能够帮助企业一时做大,但不能做强。就制度供给而言,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关键是产权制度。

产权(所有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包括一个人(一个组织)或其他人(其他组织)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其重要性就在于在合理预期下可以自主地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而,产权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几乎是不用讨论的。《企业论》的作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本德?凡勃仑认为,没有绝对明晰的产权,就不会有企业,企业是基于“所有权制度”的结果。产权对企业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之所以是前提条件,是因为企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大量的、经常的。企业要在不断地买和卖中实现赢利,但在市场交易中并不是自己买自己生产的东西,因而,“所有权必须是自然的、正常的绝对所有权,对于所享有事物的使用和处理,必须具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决定权”。 不能自主决策,必然是权责不清;不能自主经营,必然是不能负责发展。

企业发展的资本社会化规律、组织形式股份化规律和管理人员专家化规律,其内生性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清晰的产权制度。众多的、分散的资本能够集中在一起,从事在共同利益下的某种事业,其前提是有清晰的产权;每一资本单位如何实现自己的权益,需要的是清晰的产权;实现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由专业管理人员打理企业,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之间的分工配合与制衡设计,其背后的依据也是清晰的产权。在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产权不清晰。由于产权不清晰,政府可以替企业决策,或强迫企业接受政府的决策,导致企业行为扭曲,以致企业竞争力不足乃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由于产权不清晰,企业董事会成为“花瓶”,不仅导致董事不认真履行职责,敷衍推诿,而且经营班子可以不受制约地、不负责任地越权决策、恣意妄为,以致企业发展的大事、小事统统搅和在一起,权责不清,管理层忙于决策,决策层搞管理,出了问题统统推给政府。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是建立了国资委就万事大吉了。国资委的重要职责是按照企业发展规律的要求,制定法律法规,推进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重要的不是体现政府某个部门、某个领导的意志,而是体现企业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不能出现随意性,而是要求规范化;董事会不应是官员的集合,而应集中一批企业发展问题或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专家;对于经营班子,要实现由政府任命向董事会聘任的过渡;改制不应是政府拉郎配,而应采取市场化机制,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这反而有利于增强国有资本的主导力和控制力。在企业改革中,我们只要相信规律、把握规律、遵循规律、按规律行事,企业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性障碍就会迎刃而解,实现企业科学发展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

(米建国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铭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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