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08年被世界权威机构Macro-history and Macro-historian 评选为20世纪对人类最有影响的20位思想家之一。而且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与安·兰德、桑塔格等女性学者不同,艾斯勒在经历年少时战争的痛苦、法西斯极权的残害后,选择用一种对整个世界充满悲悯的爱,来进行研究和创作。她对现时代世界和平、持续和谐发展的持续关注,是其研究的起源和动力。她向世界上的所有人发出对爱的召唤——这个世界需要平等的伙伴之间的真正的爱!需要对自身、他人、子孙后代,以及滋养我们的环境实施关怀。正如她在《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的质问(对整个世界):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剥削?为什么人类这么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为什么我们这么野蛮而不是仁慈,为什么这么好战而不爱好和平,为什么要破坏而不是建设?从一种长期战争、社会不公正和生态危机的系统导向一个和平、社会公正和生态平衡的系统的转变,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吗?
表面看来,艾斯勒似乎是个善感的人,她的呼吁也缺乏现实可行的方案。然而,阅读她的作品,可以发现她的研究是建基于堆积如山的史料,经过了理性的推导与现实的求证的。20世纪70年代欧洲考古工作的爆炸性发现帮助艾斯勒将思考付诸实际研究——许多属于欧洲史前史的文明遗址,特别是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都在此时被发现,欧洲母系社会文明由此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文明遗址证实了一件事实,人类社会并非如《圣经·旧约》所描述的那样,女性生来就是附属于男性的——是上帝取自亚当身体里的一根肋骨。相反,这些使“考古学家们惊得目瞪口呆”的文明遗址告诉后人,“上帝是一位女性”。当时的文化反映出对女性、母亲和女神的崇拜,也反映出原始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女性的身体是生命之源,是赋予生命的圣杯。到新石器时代,上述观念已经进化成女神崇拜文化和宗教。同时,另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遗址里没有发现战争的遗迹,没有像后世那样性别之间的居高临下,没有与“男权”相对的“女权”。相反,两性维持着平等与合作的伙伴关系,而那时的人与自然,也相处和谐。
然而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这段时间里,这种男女平权和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和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改变了面貌,所有史书上记载的无不是男性之间的战争,以及对女人、自然资源的争夺与统治。而以往教科书上的“文明”才于此发端,同时《圣经》里讲的“上帝造人”故事也追溯到起源。
在追述历史、思索现实与未来的基础上,艾斯勒从女性特有的角度来为人类的长远发展提出具有伟大见地的思想——这个世界的运转必须以爱、关怀、给予关怀为基本动力,同时它们也是解决所有悲苦的根本办法。不幸的是,我们原有以及现有的世界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漠然、仇视,甚至斗争,以及人对自然的肆意破坏。作者将这种状态归因于她称为的一种统治关系体系。在这种体系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不以关怀和给予关怀为中心,而是相反。长此以往,人类将面临一个无法预估的可怕的未来——无尽的痛苦、战争,甚至自我毁灭。艾斯勒指出(也正如我们所目睹的),现代科技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系统相结合,只会把人类的进化带向死亡的深渊。基于此,艾斯勒开始了对“伙伴关系”的研究,并开创了一种叫“关系动力学”的研究方法。
这个“关系动力学”依循人类社会(包括史前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将“权”(代表平等和平的圣杯与男性权力的剑)、“性”(男女两性的政治学)和“钱”(创建一门关怀性的伙伴关系经济学)作为三个推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和最强有力杠杆,并得出如下结论:人类必须向史前男女平权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复归,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社会模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都要发生重大转变,形成全人类新的文化转型。在《国家的真正财富》中,艾斯勒将文化转型落实到经济领域,提出创建一种“关怀经济学”——建立一门包括真正关怀人和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的“关怀经济学”。在她全方位的关怀经济图中,除开既有体系中的经济模式,被忽视的且报酬低下的家庭经济、社区治理和对自然界的种种维护及支援生命的活动都被纳入了经济学。由此,艾斯勒提出的伙伴关系模式的复归及文化的转型,通过家庭关系、两性关系、政治关系及经济关系的转型,得到全方位的展开与实施。
毋庸置疑,艾斯勒意在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指明方向——一个更可持续、更平等、更和平的伙伴关系世界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