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时代战略 经济民主化时代的企业战略



亚当·斯密对市场的情有独钟,无人不知,而他对资本的小心谨慎,就少有人论述。在他看来,资本只有“使用得当”,才可能与公众一般利益一致。资本如何使用得当呢?斯密认为资本必须全面使用于生产性劳动中,并且是农有余则工,工有余则商(矿业、渔业和农业属于资本的同一类用途)。在斯密看来,这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然而他也指出,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是投在农业上和工业上,还是投在商业上,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这些资本家从来不会想到。最后他略带遗憾地说:“我们常常看见一种白手成家的人,他们从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正因为如此,斯密用一章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各国什么政策,使得在都市经营产业的利益,远过于在农村经营产业,从而,往往使私人宁愿投资于远方(如亚洲美洲)的运送贸易,而不愿投资来耕垦靠近自己的最丰沃土地。”

230多年后,也就是现在,美国耶鲁大学两位教授出版了《从绿到金——聪明企业如何利用环保战略构建竞争优势》一书。该书开篇就指出,英国石油和索尼学到了有些公司已经知道的一点:企业界与自然界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为我们的经济体系提供了至关重要支持的不是金融资本,而是自然资本。索尼是怎么学到的呢?2001年圣诞节前几周,荷兰政府查封了索尼公司运往欧洲的整批PlayStation游戏机,原因是在游戏控制器的电线中发现了虽然很少但已超过法律限制量的有毒元素——镉。

看来欧洲各国出现了斯密时代所没有的新政策,那就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政策。在这230年里,凡是与公众一般利益一致的“产品”,几乎都是在不断出现的公众压力下产生的国家法律政策,比如食品安全、医药安全、劳工保障等等。与公众一般利益一致的“产品”的“生产”机制,确实有点不一样。资本天生一种属性,即需要规训。只有被规训过的资本,才有可能通过被规训的内容来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为了自己的竞争优势来推动被规训的内容建设。作为与公众利益一致的环保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就有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世界“各国什么政策”,才有可能使企业在环保领域的利益远过于非环保领域。换言之,规训资本的环保政策,依然还得依靠“利益”这块骨头,或者让企业增加相关成本,或者让企业从中直接获益,或者让企业通过推动相关内容形成竞争优势。这也可以称之为构建环保壁垒的政策行为。这种壁垒构建可能是任何人和企业很难进行公开反对的。比如现在很多国家对环保领域的补贴。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什么样的决策和行动,才有可能利用环保内容构建自己的利润优势。资本取得的从来只是一种边际性利润,或者说都是通过构建某种竞争优势来取得的。这也可以称之为化环保壁垒为竞争优势的企业行为。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将政府与公众构建的环保壁垒转化为企业独有的垄断地带。《从绿到金》就是一本意识到第一个问题以后而力图解决第二个问题的著作。

环保问题成为公司潜在的亏损风险,已经越来越被人们很容易地意识到。因为经济民主化趋势越来越通过利益相关方机制来实施对企业和资本的管理。一旦利益相关方对环保产生诉求,公司就必须给予充分关注,否则就会像前述的索尼公司一样遭遇亏损风险。环保价值成为公司潜在的直接赢利,却不一定为人们充分地认识到,尽管这一维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世界各国环保方面的法律政策力度。但《从绿到金》紧紧抓住“环保优势”与“竞争优势”的转换这一环节,至少在目前,就能很好地促进环保价值成为公司潜在直接赢利这一意识的形成。

 帝国时代战略 经济民主化时代的企业战略

作者在环保优势战略的建构中将这两个维度,分别称为“控制下行潜在风险”和“创造上行潜在收益”。但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核心就在“谁推动了绿色浪潮?”这一章。因为这一章抓住了经济民主化趋势(环保只是其中之一)所依赖的利益相关方机制。作者将环保优势“竞技场”中关注环境问题的核心利益相关方分为5类: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提出创意者和意见领袖、商业合作伙伴与竞争对手、消费者与企业所在地、投资者与风险评估者。每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方是不一样的。企业战略制定的首要前提就是认清楚自己的利益相关方,以及它们的互动机制,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民主化的时代。

但这一核心的基础,依然是“绿色浪潮的自然驱动力”这一章。自然资本是一切资本的资产基础。作者罗列了气候变化、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和土地使用、化学物质、有毒物质和重金属、空气污染、废弃物处理、臭氧层、海洋和渔业、森林砍伐等。在很大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环保问题是一种综合性表述,是社会公众一般利益的具体表述。它几乎可以将此前的食品安全、医药安全、劳工保障等问题都涵括进来。它是对斯密的“自然”观的整体回归。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斯密所谓的“资本使用得当”的问题。斯密指出了资本“使用得当”的价值序列,但并没有认识到“使用得当”得以可能的社会机制。没有这个“使用得当”得以可能的社会机制,“市场”就只是资本的奴婢,就可能成为一支反自然的力量。古典时代的“政治”与“自然”也因全面“资本”化的“市场”而被全面颠覆。现在借“利益相关方机制”复活的“政治”和借“环保问题”而复活的“自然”,一同被内置于当代和未来的“市场”中。我们正处于一场深刻地“复辟”之中。

《从绿到金》的作者虽然不一定已经意识到这场深刻的“复辟”,但由于他们抓住了最关键的要素,并以此建构企业的环保优势战略框架,因此便具有了一般的意义。该书中文版推荐序的作者王石认为,“(作者)为了在不长的篇幅里系统地阐述‘从绿到金’,面面俱到,在策略、案例分析方面只能浅尝辄止”。之所以如此,大概也是因为笔者所说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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