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澜
在斯坦福大学，曾经有一门传奇性的课程《组织领导力》。从1980年到1994年，每年有三四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约100名MBA学生，成为这门课的学生，在阅读《堂吉诃德》和《战争与和平》等文学名著的全文的基础上，展开对领导力的讨论。这门课程的主讲者，就是组织领域的学术大师詹姆斯·马奇。 马奇退休之后，这门课程已经停开，但是传奇还在继续：2003年，马奇制作了一部电影《激情与自律：堂吉诃德的领导力课程》。2008年，80岁的马奇又完成了《英雄与历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领导力课程》。我在2008年见到马奇教授时，《英雄与历史》尚未完成，他送了一张《激情与自律》的影碟给我。不久前我与他在斯坦福大学再次晤面，终于得到了心仪已久的《英雄与历史》。 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所呈现的历史并不遵循既定的结构，而是来自于无数的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复杂互动。马奇在其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的含混性、个人行动的无关紧要，以及领导力与这两者的关系。 现实是含混不清的，问题、解决方案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而非清晰的。马奇指出：“我们常常低估了种种含混性和它们的有用之处。”主要原因就是，组织需要一致性来促进沟通、简化控制、保证公平。因此，组织以标准流程取代为所欲为，以规则和合同取代君子协定。然而，组织能取得的一致性是有限的。现实的含混性与我们的期待的清晰性之间存在落差，可能引起三种不同的反应：(1)让现实适合理想，这是理想主义的反应；(2)利用两者的落差并从中渔利，这是现实主义的反应；(3)让理想适合现实，这是浪漫主义的反应。 理想主义者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分析家、决策理论家和咨询顾问，他们想要组织遵循他们的模型，从而消除含混性。现实主义者则是利用含混性，把事件按照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进行阐释，因为他们知道：一般说来，老老实实采取行动来改变结果很难，而以下的事情相对容易：影响对已经产生的结果的看法，影响管理层用来衡量结果的指标，以及影响个人的声誉。浪漫主义者则享受含混性，相信人生如诗，相信美也许是比真更好的标准，因此他们喜欢在行动中找寻目标，并以此参与到对历史及其意义的建构中来。 马奇承认自己对浪漫主义的定义有点不合常规。他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浪漫主义者没有明言的偏爱：“他们以一种玩耍的方式在生活和行动。一个决策是他们对正在追求的目标的一次学习机会，一项计划是重写历史和阐释过去的一种方式。领导者的艺术是唤起有趣的意义。备忘录是诗歌的一种形式，评估则是给现实赋予形状的机会，就像雕塑家塑造粘土一样。董事会像剧场演出一样组织和进行。” 与含混性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无关紧要。简单地说，就是人在历史上是渺小的，个人的行动是无能为力、无足重轻的。因为历史是含混不清的，它没有既定的轨道，而是由无数细微事件的复杂互动所推动。个人行动在其中是无关紧要的。 马奇指出：《战争与和平》的结构，更准确的说是其缺乏结构，正好体现了托尔斯泰的历史观。《战争与和平》结构松散，充斥着大量与情节和人物的发展都无关的段落。你可以说它没有一个主题，也可以说它是有好几个主题；人物不停地出场和退场；许多次要场面被无微不至地描绘，这样的浓墨重彩毫无理由；有时候，行动脱离目的，思想脱离行动；而且，小说实际上没有终结，现在的尾声更像一个续集的开头。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不仅历史是含混不清，人性也是含混不清的。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形，在不同人的眼里，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战争与和平》展现给大家的，是被投入自相矛盾的世界的有着自相矛盾的本性的人们。 《战争与和平》重点刻画的三个人物，都被社会赋予了地位与财富，又都遭遇了挫折与个人的无关紧要。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理想主义者)喜欢理性的世界，不喜欢含混性。他尽管勇敢地面对逆境，但却受制于对理性的需要：只能以僵化的荣誉的角度来看待娜塔莎的变心。他既清楚采取行动的需要，又发现自己的行动没有意义。皮埃尔·别祖霍夫(浪漫主义者)冲动而幼稚，热情地投入一系列自己并不了解、也并没有试图控制的事件中，之后差点被处死，最后在日常生活中求得宁静。他从来没有对现实中的无关紧要性叫板。娜塔莎·罗斯托娃完全生活在当下，她的注意力几乎全部在于自己，尽管她也真诚希望其他人幸福。逆境使她惊讶，但她勇敢而且有效地面对，比如她组织了从莫斯科撤退。她不关心、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现实中的无关紧要性。与安德烈和皮埃尔不同，她也没有想过去发现事件的意义。 对于行动的无关紧要性，安德烈反对，皮埃尔否认，娜塔莎忽视。另一个人物库图佐夫将军(现实主义者)的态度却不同。库图佐夫将军深知历史的含混性，但是他所做的却是假装一切尽在掌控，以此来让自己手下的军官放心，而没有试图对战争进程施加别的影响。领导者的行动对结果的影响实际上也是无关紧要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对领导者失望的原因。领导者因为过去的成功而被提拔，但是过去的成功尽管可能是才能所致，但也可能是运气所致。领导者往往是从一大堆才能相似的候选者选拔出来的，因此运气往往占据了更大的因素，而运气是无法长期依靠的。 托尔斯泰还提醒我们，领导力根植于一个社会秩序及其所依赖的社会体制中。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社会秩序中，家庭纽带在个人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家庭不是一个私人领域，而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婚姻对地位、声望和财富加以确认或者提升的手段。例如，皮埃尔的继承权大大提升了他的地位。这样的社会秩序中，沙龙中的对话的主题并不重要，因为对话的目的主要是确认参与者的相应地位，就像今天的组织中的大多数会议和委员会一样。 托尔斯泰批评了俄国的领导者的无能，这部分要归咎于与门第相关的选拔标准，也批评了城市贵族的不真实的生活。然而，托尔斯泰在这里也表现出含混性。他一方面拒绝俄国上层社会的虚伪，推崇真实的农民生活；另一方面，他对他所不耻的生活中的诱惑与美也心有戚戚焉。他对恶的真切的吸引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描写，给人以这样的暗示：只有体验过恶的快乐的人，才能完全领会善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