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明朝的故事不时成为当下的热炒话题，本文不妨随俗，先讲个那时的大事件：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在与后金(清朝前身)的辽东之战中一败涂地，总兵官、监军乃至西、北、东路的明军高级将领多半殒命，如此惨败的原因之一，是军需供应商们与掌权太监沆瀣一气，掺杂使假无所不为，连火药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势之下，“辽事”日益成为明朝的肘腋大患就事在必然。
我们知道，人类具体的经济活动是以特定的法律形态、产权制度、政府与市场关系、伦理价值取向等等为基础的，往往要在社会层面产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结果，不过由于制度方向的迥异，这结果也就有了建设性或灾难性的区别。比如，亚当·斯密所说的在“现代文明国家”架构之下，无数只关注自己经济损益的个人通过市场原则的作用最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这种微观经济行为成就出宏观“制度收益”的机理，恰好与明朝的官场商界合力巧取豪夺导致的举国生灵涂炭，成为鲜明对比。
中国的“官商苟合”传统竟然达到明末那样不堪的程度，源于“权力经济”体制的长期延续和不断膨胀。下面再以宋代官营工商业为例，来说明此种经济形态在保证统治者的权力安全和“权力暴利”之同时，是如何强迫整个社会付出惊人的“制度成本”的。
宋明官营工商业与亚当·斯密定义的逆向
一直有中外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宋明以后城市商品经济参与社会生活程度的加深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彼时的城市经济每每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化的曙光”。
情况真是如此吗？
我们如果没有遗忘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概括，上述疑问本不难回答。因为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及其制度前提的基本定义是：“君主们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权力；而同时，国民从以往那种对权势者的“依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获得“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以此反观中国宋明时代，则可以说，其社会态势恰恰与上述斯密的定义反向。因为彼时的商品经济虽然广泛进入社会领域，但统治权力对于工商业的操控和干预却依然异常强悍专横，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强力操控而使统治阶级上层攫得极大利益(参见本刊2009年第14期刊文《南宋高官为什么富可敌国》)。
以著名经济史家全汉升先生的研究结论为例，他总结宋代官营工商业的诸多经营手段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舟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藉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等等，而这种经济形态日益炽盛的结果是：“官吏暴富、政府损失、商民受害”；近年更详细的研究说明：如此制度环境下工商业繁荣所造就的，乃是“官府与商人(主要是豪商巨贾)结成了共营共利的伙伴关系”。(李晓博：《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 这样的制度方向不仅与近现代社会性质完全悖逆，而且显而易见，“官吏暴富”与“政府损失、商民受害”之间联袂互动机制的日益强劲，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苏辙奏本：官营工商业的“制度成本”有多大
如果我们希望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权力究竟如何控制干预工商业并从中攫取暴利，不妨看一下北宋的名画《水磨图》。
从这幅绘画中可以引出的制度经济问题很多，比如：画面上共有30多人，其中官吏的数量与劳作者数量之比约为1：4——官吏人数所占比例之大相当惊人。
从画中可以看到，水磨作坊以及供官员们宴饮的酒楼，其建筑等级很高，它们斗拱高挑，回廊环绕，栏杆的望柱头上有精美的装饰，作坊的主建筑甚至做成“十字歇山式”，其规格与宋代宫苑和权豪之家经常享用的建筑形制相同；但同时，郊畿之外供运粮之用的道路和桥梁却异常坎坷狭仄，车队农夫们辗转其间的极其艰辛尽在目前—— 权力体制和“权力消费”相关设施的奢华排场，与百姓所需基本公共设施简陋破败之极的强烈反差，让人联想起“千百年来，国民始终不能依赖国家制度能力而获得最低程度的公共服务”等痛切问题。(详见本刊2009年第15期《中国式“治水社会”的制度病灶》)
结合文献记述，我们可以对当时官营工商业有更深入的了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元元年(1086年)对宋哲宗的谏言中说明了官营水磨作坊丰厚利润的背后，是百姓和国家付出的惨重代价。将此奏本译成白话，内容是这样的：
近年来，因为在汴京城外设立官营水磨作坊，遂使汴河水量日益浅滞，由此造成的航运能力剧减给朝廷和百姓带来很大损失。更有甚者，为磨坊得水力驱动之利而使下游一二百里范围内的粮田横遭淹没，并殃及汉高祖陵墓。皇上恻隐蒙难的百姓，于是调派修治黄河的役夫四万人疏浚汴河，工程进行一整月，但因汴京军民的粮茶消费全要官营磨坊供给而不许民营，所以官营水磨仍不能因水患严重而停业。汴水含沙量很高，如果水磨不停，则今年虽疏浚河道而明年必然再度淤塞，那时又要花很大代价来治理。仅以这次治河民夫的工价为例：朝廷支付每人每天200文钱，一个月工程下来人力成本高达240万贯，而水磨作坊每年向朝廷上缴的利润是区区40万贯。如此巨大赔损之下，为何仍坚持官家的垄断而死活不允许民间经营磨坊呢？就是因为户部侍郎李定以朝廷收入为幌子而“惑误朝听”！
苏辙的这段分析把官营工商业牟取垄断利润的方式，以及由此迫使全社会付出的“制度成本”有多么巨大，说得再清楚不过。
“李约瑟命题”的根源何在
从《水磨图》中还可以看到：最迟在11世纪前后，中国水动力机械的体量已经很大；当时汴京城的人口在百万以上，其每日消耗的粮茶等全部要由官家供给，则相应官营作坊的生产规模和水能机械的功率之大更不难推测。这马上让人联想到中国技术虽早熟却无法持续发展、甚至早衰的命运，即著名的“李约瑟命题”。
我们知道：水磨最先出现于6世纪的意大利，风磨则是在十字军东征时由东方传入欧洲，13世纪以后德意志才开始使用水力驱动的机械锯木。拿此类成就与《水磨图》相比，可知中西工业技术水平在其初始阶段互有高下，至少是西方不占明显优势。但后来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比如欧洲在14世纪建立水力锯木厂，不久以后就已使用多刃锯，在15世纪以后的欧洲图画中，更可以看到旋转筒水泵，以及曲轴、棘轮、偏心轮等大量机械史上的重要发明；反观同时的中国，技术发展日益迟滞；至于工业技术的应用广度，欧洲更把中国远抛在后面。
中西技术发展的迥异命运，其原因当然复杂，但仍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中国制度形态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经济”模式，使统治者可以很方便地以强力高效的手段和极其低廉的成本获得几乎无限的人力物力，即杜甫名句“哀哀寡妇诛求颈所描写的那种依仗泰山压顶之势而将民脂民膏榨取罄尽的劫掠方式；在这样一种“权力暴利”的笼盖之下，技术发展就完全失掉了来自利益机制的吸引力。
也就是说，在可以越来越轻易地实现“权力暴利”的制度架构之下，既然通过统治威权这压倒性路径就足以强占一切资源优势，也就永远不会有另外的必要和迫切，去建立那种能够保障和促进国民个人创造力的产权体系(包括保护技术发展的知识产权)——中国历史因为这样的路径取舍，乃使整个民族彻底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内在动力，这当然又是“制度成本”的一个重要侧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