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三鹿奶粉“假蛋白”事件曝光后，网上流传着时任三鹿董事长的田文华的一段话：“我是清白的，企业也是清白的。”的确，三鹿拥有高科技管理工具，仅仅原料验收就有“1100道检测程序”；从国家有关部门三聚氰胺允许含量事后才公布来看，等待上级下结论也是一个理由。然而三鹿品牌蒙羞已成事实，当三鹿管理层把管理职责衍化为管理工具的“健全”时，就难以摆脱次级管理的状态；我们要想避免三鹿的覆辙，必须走出次级管理的怪圈。
管理工具依赖是次级管理
面对着一系列劣质婴幼儿奶粉事件中一个个母亲的责问，身为人母的田文华感到自己“清白”，这显然不是在拿企业家的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即使此前三鹿的管理在形式上怎样“无懈可击”，那也是次级管理。
当然，这不仅是逻辑上的推理，而是因为三鹿被高科技武装到牙齿的“1100道检测程序”形同虚设，引发了食品安全问题，被实践证明有管理缺陷。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次级管理的一些特征：它首先是道义上的低标准，管理者没有充分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在用管理工具推卸自己的责任。其次，次级管理并不会以管理工具的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改善，至少两者之间并非必然的正相关。也就是说，企业的管理水平并不会随着管理工具科技水平的提高就自然而然的提高。再次，次级管理可能会给企业造成损失，给社会造成危害。在造成实际的损失与危害之后，触犯法律，越过道德底线，就不再是次级管理的问题；在此之前，才属于次级管理的范畴。再次，从表面上看，次级管理没有放松管理，与管理混乱相比较，它还有严格、正规的管理工具，只不过管理者对管理工具过于依赖，各个环节在作用整合上相互推诿。从这个意义上讲，次级管理就是对管理工具过于依赖的管理。
次级管理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揭示了它的作用。那时候的各种礼制，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各种规章制度、考核标准。孔子在谈到中庸之道的时候认为，让一般人掌握中庸之道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体现道德伦理精神的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在制度允许的框架内，人们只要能够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规”就行。这样做简单易行，有利于管理，“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比要求大家都能掌握中庸之道成本要低得多。但是孔子的门徒并没有忘记“大哉圣人之道”，指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放弃了这些限制条件，以为依靠这些礼制就能解决“礼崩乐坏”的问题，那就是舍本逐末，成了次级管理。
使用管理工具是为了减少管理成本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反映了古人的智慧，今天的管理者理应超过前人，不能停留于次级管理。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管理工具，要比前人先进得多。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员工职业发展规划、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体系等等，可以将各种规章制度分解到每一个细节。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此，将管理智慧集中于各种“管理工具”的翻新，甚至视为“法宝”，当作解决问题最高原则，恰恰背离了管理的本真。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热衷于次级管理，试图用各种“管理工具”代替自己履行职责，然而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当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就认为，金融工具被设计的越来越复杂是造成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说，是次级管理导致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
管理工具双刃剑舞出怪圈
应当承认，管理工具的进步推动了管理的进步；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管理工具主要指得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可以用来重复套用、衡量和评估的标准及其体系。这些标准体系的刚性规定对实现组织运行的稳定性、规范性并获得较高的效率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正是由于其刚性，在实践中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外部容易暴露出破绽，在内部又限制了员工的创造性和个体性。管理者对后者的视而不见、刻意利用或者借口推诿，便是次级管理。“我们的科技能力越强，我们反而变得越无力”，形成次级管理的怪圈。
当我国的企业管理者们惊喜于引进管理工具所带来的好处时，一些时髦的管理工具在世界商业巨头们那里已经暴露出了弊端。2007年1月，索尼公司前常务董事天外伺朗撰写了一篇《绩效主义毁了索尼》的文章，指出索尼失败的根源是从1995年左右开始实现绩效管理开始的，索尼由专门机构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评价标准，据此对每个人进行评价后确定报酬，导致绩效主义蔓延。从2003年春天开始问题不断，仅当时一个季度就出现约1000亿日元的亏损。天外伺朗认为是绩效管理的工具毁掉了索尼的传统文化，失去了集团激情、挑战精神以及团队精神，深陷“电池门”，即陷入了次级管理。无独有偶，堪称绩效管理先驱的摩托罗拉公司沦落到今天，每季度3-4亿美元的持续亏损几乎使它到了“山河破碎”的地步，有分析家认为是工程师文化造成了它的致命伤：过于注重细节而拘泥于细节，过分重视技术而忽略市场运作，过于讲究程序而导致手续复杂。这些都属于效率低下的次级管理的表现。
从各种管理工具的设计来看，它们或许很科学、很精巧，但是当管理者试图用它代替自己履行职责时，它就产生了异化：在辅佐管理者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和员工、客户面对面联系和交流的许多机会。它不但能让人远离事实，还能自己创造出一个“事实”。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企业的运营环境、市场情况、竞争局势和顾客需求上引开，去应对管理工具所认可的“事实”。管理工具代表组织，它能让员工不相信自己，却信任“组织”。这种对管理工具的依赖，如果不是管理者在偷懒，那也是面对复杂的现实自信心不足的表现。况且，管理着有可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利用管理工具回避矛盾。例如像三鹿这样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企业，对于“假蛋白”信息的掌握绝不至于不如一个奶农。只不过三鹿遇有原料不足、成本提高的瓶颈，占领农村奶粉市场的战略需要采取低价倾销的战略，如果按照质量要求18块钱一袋奶粉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当三鹿发现了奶农在鲜奶中掺假时，为了压低收购成本，完全具有不予较真的动机和可能。
管理工具中所使用的硬件即使在当时看来很先进，值得信赖，但是须知其中的科技含量仍然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特定水平上总有自己的软肋。例如在食品检验中，直接测量蛋白质含量技术较复杂，成本较高，因而业界常常通过检验食品中氮原子的含量间接推算蛋白质含量。而化学原料三聚氰胺恰恰含氮量很高，鲜奶蛋白质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三聚氰胺的花费只有真实蛋白原料的1/5，难怪有奶农要用“假蛋白”的之矛去攻食品检验工具之盾。发现这个问题后当然可以采取补救措施；但是根据事物的矛盾性，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总还有它的天敌或者克星存在，会有比三聚氰胺更“科学”的造假产品，比如“耐水洗化验”，“抗氨氮反应”等高科技替代物出现。
